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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伟大目标，是中国各族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党要依靠谁？如何依靠？怎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所谓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依靠哪些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和个人，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这里主体是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奋斗目标，党依靠谁去实现宏伟目标是依靠力量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是第一层次问题；如何依靠，即如何调动上述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基本方法和途径，是第二层次问题，从属问题。
过去长期以来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的，甚至是错误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刀，继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依靠和团结的力量越来越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窄，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之后，才重新打开了局面，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兴旺发达起来。
邓小平最早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早在1975年他便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P34）1978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P89），并强调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P93）同年11月，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采取“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
随后邓小平把目光瞄向另一禁区，即对原工商业者、民主党派和爱国侨胞的政策问题。1979年1月， 他与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1]（P156）“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1]（P157）同年6月， 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指出：我国资本家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P186）。同年12 月他提出希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业办好。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关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爱国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指出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在1979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姓“资”姓“社”争议最多的一个阶层。邓小平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问题，认为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使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因此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P139）。 党对他们采取的已不是过去对民族资本家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而是采取团结、帮助、引导和教育的方针，他们是党必须团结和依靠的力量之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代表大会的文献和新宪法之中。
对少数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进步。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早已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P187）。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1]（P203）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作了精辟地概括，即“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3]（P14—15）这三个“必须依靠”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整体。 第一个“必须依靠”是说明依靠对象问题；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既说明依靠对象，又从根本制度和组织形式上回答如何依靠的问题。第一个“必须依靠”是基础，贯穿在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党必须首先坚决依靠的基础力量。民族团结也首先是各民族工农知识分子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还有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爱国宗教人士的团结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制度，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法宝。爱国统一战线从成分上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由于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一致，是我党既要团结又要依靠的力量；“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与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目标相一致，是最能体现“广泛性”的部分，是党必须团结的力量。从组织形式和基本途径角度看，统一战线又是载体，是实现大团结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这正是我国政治优势之所在。上述三个“必须依靠”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指出了如何依靠和团结的问题，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的重要发展。
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就是大团结、大依靠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就是把一切能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他又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P176 ）邓小平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社会力量，都要团结和依靠，真正实现中华各族人民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同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相比较，它有更大的务实性、宽泛性、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所谓务实性，是指党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务实，因而在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上更实在，由过去“谁战胜谁”的关系，变成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发展、合作共进的关系。以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只注重人们的阶级身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对待一切。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服从阶级斗争，企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消灭私有制残余，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残余，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社会。因而，人际关系相当紧张，把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爱国者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看成改造与被改造、战胜与被战胜之间的关系，造成极大的内耗以至全局性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果断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来分析一切，处理一切，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呈现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层次的，企图在现阶段就超前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会受到历史惩罚的。从这点出发，党主张在经济上必须采取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在政治上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依靠中华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的团结，形成携手并肩、合作共进的强大合力，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所谓宽泛性，是指党依靠和团结力量的范围空前广大。以往用阶级斗争观点审视一切，总觉得这个不可信、那个不可靠，先是把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帽子，进而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结果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新时期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早在1979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便指出，统一战线是要把一切能够联合起来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并提出把“文革”以来沿用的“革命统一战线”，改名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随后在1981年6 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把统一战线的名称改为“爱国统一战线”，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释：这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提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更加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样，在我国便逐步形成了三个层次两个范围的广泛联盟。第一个范围的联盟，是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这里，党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已把知识分子回归到劳动者的队伍，视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对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也不再视为改造和消灭的对象，而是以“诤友”相待。第二个范围的联盟，是以爱国主义和统一祖国为基础，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国外侨胞的广泛的联盟，这就把全世界炎黄子孙凝聚起来，为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所谓包容性，主要指党对国内广大劳动者以外的社会主义爱国者采取包容的态度和政策。以往以阶级划线，把统一战线严格区分为两个联盟，即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和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后者只能作为间接同盟者和可借助的力量来看待，只能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而且是通过批评和斗争的策略达到团结的目的，根本不能依靠，把团结和依靠完全割裂开来。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大多数已经变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历史条件下，仍把原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人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依然看作只能团结、改造不能依靠的力量，这就成为历史的误区。新时期党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视为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因为他们与我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扩大了依靠的范围。正如1979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文献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发展和巩固了。至于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当然也要团结，不过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有所不同罢了。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
所谓稳定性，是指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是否稳定，全党和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能否稳定地持续发展。以往在党犯“左”倾错误的年代里，把年年、月月、天天搞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而阶级斗争直接受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所左右，本身就具有多变性的特点，往往是政策跟着运动走，运动跟着领袖意志走，而领袖意志又有很大的随意性，常常在人民内部甚至党内斗来斗去，以至酿成全国性大动乱局面。可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认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它指引下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统计我国生产总值提高了2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了16.3倍，农村居民提高了15.6倍，到1995年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水平的综合指数已达75.61％。1991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钢、煤、 水泥等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样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上述四化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验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当然也验证了作为基本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确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建设的前提。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郑重宣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便从宏观上保障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邓小平依靠力量理论的真知卓见，来源于他传奇般的经历、伟大的品格和深邃的理性思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有“三落三起”传奇般的经历，每次都是“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遭贬，每次都是真理战胜谬误时复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升降成为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晴雨表。这种丰富的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和品格，深化了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也使他与人民群众贴得更紧，对“左”倾错误的危害体验更深，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格，如敏锐的时代观，忠于人民的历史观、务实创新的哲学观以及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思维敏捷行动果断的品格等等，这一切保证了他始终站在真理一边，虽“落”而必“起”，而每次复出后都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这正是他“人才难得”之所在。
邓小平的时代观，打破了传统的战争不可避免论，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传统观点认为，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故而作出一切从备战出发的战略决策，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经济建设。进入七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敏锐地观察和分析，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结论。在此前后，他还多次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特别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便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他还科学地预见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正是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出发，才作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改变了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也改变着整个国家的命运。这正是确定依靠力量的时代依据。
邓小平无限忠于人民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他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不仅规划生产发展指标，还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内容。他提出衡量党的路线、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归底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强调“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在党的建设方面，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而且必须永远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途径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尤其要发扬经济民主，给农民和基层单位以更多的自主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只不过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总而言之，“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邓小平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恰恰是他依靠力量理论的直接源流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既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方面，更表现在他勇于面对现实、大胆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在他浩瀚的著作中，长篇理论性文章不多，但每篇著作又都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杰作。他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首次把实事求是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强调它是“活的灵魂”。具体分析邓小平的务实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依此领导全国进行了拨乱反正，全面纠正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其次表现在，他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强调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依此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改革所有制、分配原则和运行机制，要对外开放，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理论；表现之三是他在处理国内外各种矛盾时，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更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实效性，尽量协调各种矛盾，以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往强调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是矛盾转化的唯一途径。这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是有一定道理和积极作用的，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孳生“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邓小平则主张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承认各种差别，协调各种矛盾，实现合作共进的目标。他依此高举爱国的旗帜，扩大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千秋大业；在国际上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解决国际关系的准则，赢得了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信誉。表现之四是他一贯倡导创新，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针对改革开放中僵化思想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一条好路。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鉴证。邓小平以务实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正是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的深刻哲学基础。
邓小平正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迎着发达国家的挑战，紧紧抓住发展的机遇，代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闯出一条依靠和团结中华各族人民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必将把中国推向富强、民主、文明的21世纪。
【责任编辑】王亚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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