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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令世人瞩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惊叹之余，纷纷开始研究邓小平及其思想。一时间，有关邓小平的论文和著述大量涌现，邓小平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试就二十年来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成果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概况
如果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随后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根据在抗日根据地的18个月见闻所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邓小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人了解邓小平的第一部著作。
在这之后，邓小平只是偶尔出现在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辞典中，或在其他人物的研究论著中。总之，在1978年以前，邓小平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仍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西方学者称之为“邓小平时代”。从此，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的世界新闻人物。中美关系正常化及稍后邓小平的成功访美，都推动了西方邓小平的研究。日本学者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于1978年出版，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奠基之作。
此后，美国出现了许多论述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论及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早期留法生活以及他在中国所推行的各种新政策，等等。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W ·张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美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C ·泰韦斯的《中国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译本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特别是后一本著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分析模式，比较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同的领导方式。泰韦斯认为，毛泽东属于超凡魅力型领袖，而邓小平的权威更多地只能用传统型来解释。同时，泰韦斯又指出，邓小平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做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并给予邓小平较高的评价。此时，西方学者仍倾向于把邓小平研究置于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之中，但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专著仍相对较少。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邓小平研究也在西方迅速发展。而1984年《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的出版，更为西方学者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创造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拟定与邓小平有关的研究计划。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比较大的会议有1987年在布朗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十年改革”的国际学术会议，199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全美学术会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国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中国季刊》所组织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研究，影响较大。总之，这一时期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邓小平的生平研究。邓小平的一生跌宕起伏，政治上历经“三落三起”而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真可以称得上一位坚定不屈的革命家。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好奇与研究兴致，因此，出版了一批关于邓小平传记的著作：如澳大利亚大卫·古德曼的《邓小平政治评传》；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的《邓小平》；英国理查德·伊文斯的《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中译本名为《邓小平传》）；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的九十年》；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传》；美国温迪·吕贝全的《邓小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本杰明·杨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是作者从1986年开始十多年的心血浇铸而成。本杰明·杨曾于1984年到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作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邓小平成长的人文社会环境。通过追溯邓小平一生的轨迹，作者认为，邓小平始终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共产主义者，其中他的注重实效许多来自父亲的遗传和教诲。因为邓小平的父亲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哲学，邓小平无疑会受到影响。幸福的儿童时代形成了邓小平开朗、自信的性格。留法期间，邓小平生活在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体之中，因此较自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则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不疑，而邓小平可能更灵活。在苏联逗留期间，邓小平对理论学习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更喜欢研究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早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是一个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本杰明·杨不仅对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传记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做了更正，而且还试图探讨了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当然，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西方学者所著的邓小平传记常常存在一些于基本史实不符的记载，如认为邓小平是客家人，邓小平与冯玉祥一起参加了五原誓师，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仍以传统的党内斗争史模式来说明中共领导人的变更，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些都是西方传记中的一些缺陷。
2.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邓小平虽然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众多领域。西方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美国学者梅谷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后的改革》，英国学者哈里森·E ·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等等。另外，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也部分地涉及了邓小平的思想研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W ·张撰写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对邓小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不仅全面概述了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战略，而且从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戴维·W·张认为，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有三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著者还把邓小平和孙中山进行比较，指出在某些方面“现在邓所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和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有些相似”。戴维·W·张认为，与毛泽东不同， 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技术，但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他看来，“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的确如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勇气，就不敢改革；如果不和各种反对势力做斗争，改革就会中途退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热情也越来越高。然而，西方邓小平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系统化。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也是世界各国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一步步实现，西方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必将走上一个新台阶。
二、研究热点和有争议的问题
邓小平研究在西方是仓促起步的，而且很快就热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拟定与邓小平有关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竞相召开。此外，由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都介入到邓小平的研究之中，使西方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异常活跃，观点纷呈。 ;
1.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之所以得到“实用主义者”这一称号，主要是因为他的“双猫论”。美国政治学家卢西恩·W·派伊认为， 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就是实用主义。派伊指出，实用主义者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有时它是指对那些没有原则只关心自己利益的腐败的政治家的一种委婉说法，有时它暗示着一种操作用语，即这里没有更高的价值，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如果价格合理，一切东西都可以“出售”。派伊认为，邓小平的“双猫论”暗示着他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把效率作为指导原则，在经济方面，邓小平的原则就是“致富光荣”。但是，派伊又指出，即使在经济领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受到限制的，比如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方面，有一些政治原则是不能因经济效率而牺牲的。从表面上看，邓小平与实用主义者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如注重效果，主张借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手段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等。然而，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注重实际行动，反传统意识，主张开拓精神，以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因此，西方学者一方面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方面又认为邓小平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自相矛盾的。邓小平确实注重实效，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伦敦大学教授施拉姆指出，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期学到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施拉姆：《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1）。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也指出，人们之所以误认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是因为对“双猫论”的深层含义不清楚。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实用主义者，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7页，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西方学者在研究和争鸣过程中已发现，邓小平最多是一个“注重实效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
2.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在西方毛泽东研究热告一段落之后，一部分学者转入了邓小平研究的领域，而毛泽东与邓小平客观上存在的可比性又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延续性的，邓小平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基础。并且，邓小平及其同伴与毛泽东一样，其奉行的方针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莫里斯·迈斯纳还认为，尽管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在许多方面不太一样，但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新的制度，而只是一种经过改造和修整过的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因此，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施拉姆在《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未来》一文中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件事却一点也没变，那就是为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只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而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他政策的中心。
大卫·沙姆鲍尔在《中国季刊》邓小平研究专号的介绍中指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很不一样。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依靠强制力、个人魅力或思想意识来统治，而是倾向于依靠党的制度和列宁主义的纪律规范。美国学者巴里·诺顿认为，在战略决策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不相上下，当毛泽东认为必要时他和邓小平一样注重实效。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经济学方面都称不上专家，然而毛泽东却固执地坚持自己有缺点的经济观点，邓小平则更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正确观点，从而领导了中国经济的复兴。
3.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使国内广大民众普遍受益，同时也为西方世界叹服。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历史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大卫·沙姆鲍尔在评价邓小平时指出，邓小平是20世纪晚期世界上卓越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的影响将随着中国因改革而崛起带入21世纪。他使人类的五分之一实现了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使中国走出社会主义的困境，并走向一个富有希望的美好未来。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虽然，邓小平并不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者，也不是探索强国富民道路的第一位爱国者，但他却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成功的人。其他学者根据邓小平在各个领域的作用，也把他评为国际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外交天才等。如大卫·古德曼在其所著的《邓小平政治评传》中认为，“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任领导相比，邓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这样”。邓小平确实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
总之，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独特的视角，我们有必要与其对话和交流。同时，由于西方学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我们不同，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必须持批评态度。也就是说，对于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推动邓小平研究的深入发展。
【责任编辑】马克锋
【参考文献】
①Shao-chuan Leng: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Deng’s China.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4.
②David.S.G.Goodman.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4.
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④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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