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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邓小平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活动家。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谈，开始参与重大的外交事务。1956年，他随朱德同志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二大；1957年，又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莫斯科会议；1963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再次去莫斯科与苏共会谈；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说；1978年，他再次主持中央工作后，不辞辛劳，频繁接待外国来宾，并出访过不少国家，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亲自制定对外政策和方略。丰富的外交实践，使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事件，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具有放眼世界、总揽全局的大战略家气派。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1978～1982年，1982～1992年日趋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冷战后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总的出发点是搞和平外交，多交朋友，不树敌人，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更加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当今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和平与发展。他几次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邓小平又说：“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27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使得中国外交政策有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转变就是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一度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如今“和平是不可扭转的大势”已成共识。第二个转变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对付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这次重大的调整之后所呈现的新特点是：“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 页。）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邓小平纵览全局后明确指出，中国对“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总趋势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国际大环境，是邓小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思想和论断，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原则立场。80年代初世界格局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战后所形成的旧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国际局势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在这样一种“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新的国际政局下，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并在对外政策中，更加突出这一纲领。他认为，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417页。）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某项政策，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要它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中国都反对。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这是长久不变的政策。近年来，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在中东问题、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亚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而又关系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所进行的工作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称道。事实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9月，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时，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
邓小平总结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各种战略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迟和制止战争的爆发，以解决和平问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各国经济交往、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把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它作为世界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战略任务，这就抓住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从而也就找到了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任务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而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建国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原则的继续与深化。因而它既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目前，这一理论的基本精神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引起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的广泛重视。
四、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国家利益是各国政策的基础和归宿。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如何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是一个与国家利益原则密切相关的问题。既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家关系中就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330页、353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去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原则方针；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 ）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等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五、巧用平衡原则，处理大国关系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关系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客观上存在着大、中、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大国的综合国力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作用比中小国家要大得多，对和平与发展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也大得多。大国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敌对或友好、冲突或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如处理失当，导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反之，大国关系如正常平衡，就能使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得以维护。正是从这点出发，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强调重视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发挥大国的作用，维护世界和平。
建立战略平衡是邓小平处理大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是处理任何国家关系普遍的原则，也不是处理大国关系的唯一原则。但如能正确、巧妙地运用这一原则，就会使我国与其他各国打交道时取得主动，从而使我国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处理好了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中俄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 月）、中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日建立了“至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11月）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认清形势，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策略是实施战略的保证。邓小平在实施我国对外战略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原则，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6月以后，在国际风云剧变， 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压时，邓小平在分析严峻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在国际格局变化之时，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国际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决不当头”的方针。这样，“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构成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二十八字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今时代特点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新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年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外交成就显著。到1999年9月，中国已同16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必将继续指导中国的外交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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