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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实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7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1页。 ）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不仅是对这7年的概括， 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概括。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概括，党史界把1978～1992年这一段历史，再分为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和以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两个阶段。因此，从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在内容上也是适当的。
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被毛泽东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 ）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
笔者曾把“治世”和“乱世”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稍作改动，变为良性、中性、恶性运行这样既包括非此即彼、又包括亦此亦彼的三分法，并用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过分析，为了简明列表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社会运行状况
时 期 1949～1956 1956～1959 1959～1962 1962～1966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初步良性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局部恶性
时 期 1966～1976 1976～1978 1978～至今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良性因素增加
中性运行 转向中性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全面恶性 摆脱恶性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使之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所谓“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毛泽东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到60年代中，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根子在于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错误地认为，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只依靠党内斗争已不能起到作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即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揪出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参见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0、247页。 ）毛泽东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很短时间就可以结束，但结束的时间却不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拖再拖，一搞搞了10年，混乱的局面有增无减，无法收场。他发现他越来越失去了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发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
1975年——试验期中的拨乱反正
谁能使中国摆脱混乱、失序，达到安定团结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怀着矛盾的心情意识到，中国社会要摆脱混乱局面，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起用被他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但又被他称之为“人才难得”、“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邓小平。当然，邓小平得以复出，也离不开周恩来的促进和具体安排。邓小平1975年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认为只有通过整顿才能达到“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此后作了说明：“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81页。）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拨乱反正也好，第一步都是为了把无序变成有序，恢复被破坏了的正常秩序，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为此，邓小平从影响生产秩序最大的关键——铁路运输开始整顿，进而抓钢铁工业整顿，党的领导班子的整顿、军队的整顿，此外，邓小平还开始抓了农业的改革，领导了科学、教育和文艺的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并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注：《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5页。）
但是这样的全面整顿，事实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正，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乱，反“以改革为总方针”之正。这终于为毛泽东所不容，在“四人帮”的挑拨下，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
1976～1978年——徘徊期中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他不惜又一次打倒邓小平，并挑选让他放心的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0月7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正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绩和历史作用无疑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仍然坚持“‘左’的政治路线”，（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提出所谓“抓纲治国”的口号，即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的总纲。正是这种“左”的“抓纲治国”，使他拒绝了尽快停止“批邓”、尽快启用邓小平的正确主张，坚持“‘左’的政治路线”，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无条件肯定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特别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两个凡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后两年的徘徊不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当时，“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碍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进行其它拨乱反正，必须进行这个思想理论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带头担当此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还处于“批邓”阴影笼罩之下的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党中央， 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 页。）这里，很清楚，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地而不是歪曲地、完整地而不是割裂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与“两个凡是”是根本对立的。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真正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这一斗争使邓小平再次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复出工作。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所以，两年徘徊期，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而言的；而对邓小平本人来说，拨乱反正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注：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上述正本清源，是邓小平在两年徘徊期中做的富有成效的主要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1982年——展开期中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1975年开始的拨乱反正的结果，又是此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展开。
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离不开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我们看到，无论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0页。）的论断，他提倡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无论是他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的讲话，等等，都没有离开这一点。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历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和个人崇拜，既充分肯定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功绩，又如实指出了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把认识转到对毛泽东思想准确、完整加以理解的轨道上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没有这样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就难以起步，对外开放也无从谈起。
其次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把这看作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第141页。）
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也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再次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邓小平指出，“这也是拨乱反正”。他说：“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这次我们让多余的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同志退休、离休，或者换到适当的位置（我说的适当位置就是荣誉职务了），什么人来接替？人一定要选好。……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当然，可能有个过渡，一两年内，部长还要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当，特别是刚精简以后。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国务院机构缩小，部委的权力就要加大，部委又要加大企业、事业单位的权力。这也是拨乱反正。”（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0页。）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混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仅造成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上的混乱，还造成了经济、教育、科技、管理等各部门和东南西北及城乡等各地区的混乱，不仅混淆了重大的历史是非，制造了遍于国中的冤假错案，还强化了种种压制人们积极性、阻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措施，不仅人为地激化了许许多多原有的社会矛盾，还制造了为数众多类似派性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等等。因此，平反冤假错案，清理重大的历史是非，落实各项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策，等等，也都是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拨乱反正。
全面的拨乱反正在1982年基本完成。它为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起步，在十二大以后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不错，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摆脱恶性运行（大乱），进到中性运行，争取达到良性运行（大治），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拨乱反正成功原因简析
首先，找准“乱”的原因，他对我国社会陷入十年动乱的原因、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兴到衰的原因，站在政治的高度，在宏观上作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在江西这3 年4个月的放逐生活中，在这些住“牛棚”的岁月里，他获得了一生中难得的充裕的时间，冷静思考，专心研读。1986年9 月当他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2页。）在各种弊端中，他特别注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干部制度等具体制度方面的弊端，他指出这方面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强调说，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其次，拨乱反正的方法对头。拨乱是要反正，是要从乱到治。而要反正就要以正确的东西，反对来自两个极端的错误，既反“左”，又反右，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错对错。邓小平始终是这样做的。正如他多次指出的：“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第141页。）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 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第三，拨乱反正的态度坚决。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合理调整长期扭曲化的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是消除多年危害社会运行的许多恶性因素、逐步增加良性因素的过程。它遇到的阻力之巨大、来自两个极端的干扰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旗帜鲜明的态度，是驾驭不了的。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1页。）
很显然，以上几个方面，也是与“探究治乱兴衰的原因，研究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中国社会学不谋而合的。
总之，非常初步的研究表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拨乱反正，与中国社会学在治乱兴衰方面有着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当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还有更广泛的方面，这些笔者正在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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