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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最具有时代意蕴和典型意义的，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拓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20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拓展，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拥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理论指南和锐利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属于21世纪，对于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拓展，必将发挥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21世纪中国具有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也在量变之中发生了质变。一是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新特点，由此引起世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由绝然对立到开放交融；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因内困外窘而逐步解体，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向其他社会制度转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和基本原则，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不得不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着力解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面临的新的课题，是邓小平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善于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使我们“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加速国内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发展又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从世界政治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因此“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281页）另一方面， 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他反反复复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页）如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自然，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从根本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
世纪之交，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一些局部地区战争频仍，西方国家对我“西化”、“分化”图谋加剧。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概括已经过时，21世纪的时代主题将不再是和平与发展？这是向21世纪跨越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国际格局的总体判断，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思想。假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已经过时，那末作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时代价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邓小平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的复杂变化进行了精辟分析，作出了科学判断，深刻指出，“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注：江泽民：1999年11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重要论述，完全符合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现状和21世纪世界变化的趋势。21世纪的时代主题所以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因素：其一，随着世界民主独立力量的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将在21世纪愈益凸现，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在多极化格局中将赢得更多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其二，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追求发展特别是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将面临着更多的发展课题。其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可回避地必须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难以生存。改革和调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主潮流。人类在改革与调整潮流中将创造更多的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机遇。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世界。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重大战略问题，必须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系统揭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针对再次出现的冒进倾向，邓小平就精辟地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社会生产力落后，这种现实国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基本特点，是制定我国建设蓝图的基本出发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63～ 164页。）这些论断，显然已经萌发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步思想。
1981年6月，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1982年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1986年9月，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则更前进了一步。这个决议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和精神文明的特点，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
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科学确立。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提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这一要求提纲挈领，寓意深刻，确定了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系统理论阐述的基本出发点。
1987年8月29日， 邓小平作了主题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重要讲话，再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邓小平的这些精辟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成熟形成，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在邓小平思想观点的直接指导下，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内涵、意义作出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再一次提醒人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科学论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大胆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机制方面的文明成果；进一步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进一步强调必须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根据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它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由此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于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神圣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约社会公平实现乃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最大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还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上。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更是非常渺茫的事情。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症结，又在于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最基本前提，把在初级阶段很难实现的某些理论原则当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所以需要改革，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种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精辟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出发，对我国跨世纪改革事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最突出之处是把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作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突破口”。作这样的认识和部署，根本依据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大而又公、纯而又纯，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两个主要方面——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新的突破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此种种重要观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是继续推进21世纪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逐步形成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是初级阶段，因而不可能一下子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因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时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仅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关键。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容构成和实现途径，从而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目标转变为现实的运动。首先，邓小平理论指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是社会生产力落后，这是制约社会全面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建设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高度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94页。）这就要求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和自由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必须要有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作为载体和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邓小平理论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实行富民政策、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等等，这样就把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核心内容的人的发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获得了现实而又科学的拓展。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厚的历史内涵，凝聚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邓小平理论所以具有超越世纪的根本指导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旗帜。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指明了和保证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善于把握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善于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中捕捉、把握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契机，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保护、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在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实践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光明道路。
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起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亿万人民共同旗帜的深刻社会原因。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表现在改革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实际地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他非常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理论上来指导实践，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邓小平这种坚定而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胜利前进，无疑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理论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在当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特征。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在21世纪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一切重大战略问题的最重要思想武器。
邓小平在新时期一贯坚持的具有自己鲜明特点并为党的领导集体所身体力行的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的基本前提。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并不断坚持的历史。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和运用，是寻求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先导与保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若干具体结论，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则是必须永远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动摇，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左”右摇摆，甚至徘徊倒退，这是已为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的规律。今天，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必须高举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1）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 并把这条思想路线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 ）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检验、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3 ）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实际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在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力量建设社会主义；（4）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的大氛围中加以考虑，理清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是在20世纪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而且是在新世纪的实践中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对当代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新形象的总设计。理论是形象的灵魂，旗帜就是形象。在新世纪征途上，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才能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不衰朽。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注重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设计，首先是执政党形象的设计，党的领导集体形象的设计。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突出体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自强不息的新形象，是邓小平总设计并全力加以塑造的。没有邓小平亲自制定并被全党全国人民付诸实施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一个日益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当代中国新形象。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之后，邓小平更加把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严肃的政治高度。他反复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邓小平把党的领导集体的形象的设计郑重地作为自己的“政治交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315～316、301页）有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 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也就有了根本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就有了坚实根基。由此，邓小平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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