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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保持中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要在社会历史变革的现时代真正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就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哲学导引。20世纪的社会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创造性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精髓，就会在各种艰难险阻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进而推动我们事业的前进；反之，漠视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就会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损失。
一
马克思在建构历史哲学理论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就是“世界历史”理论。这是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正是面对着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大趋势，马克思深刻地察觉到这一新的时代课题，并提出一种建立在“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世界的哲学”。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
从“世界历史”的概念的历史渊源来看，黑格尔是最初提出“世界历史”概念的。他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力量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特征，这也就外化出历史的世界性色彩。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2]在黑格尔看来， 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所选择的历史道路是不同的，但自由概念的普遍统一性，最终都将促使各国走向世界历史的轨道。
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合理成份，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地区和国家间的相互交往更加密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历史”的格局才能真正形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黑格尔的有着根本的区别。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是建立在唯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式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历史已进入到自由意识的境地，所以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最高和最终形式，将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才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应当承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前提，但绝不能把“世界历史”理解成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事实上，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只不过是促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些论者由于对“世界历史”概念缺乏一种全面的理解，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成“世界历史”本身，从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解，把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看成是对早年“世界历史”思想的反思和突破。笔者认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其“世界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念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汇入“世界历史”的大潮，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新的生产方式中，“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 尽管马克思对英国侵略者在印度和中国所犯下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还是理性地认为，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动摇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将东方社会强行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航道中。在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交往方式所引起的巨大变革时，马克思并没有将“世界历史”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中阐述了“世界历史”的全部含义。在强调社会交往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注重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个性和时代机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并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力图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当时俄国的学术界也爆发了一场“俄国农村农业公社的前途和命运”的大辩论。一派观点认为，农村公社肯定要被资本主义所消灭；另一派则认为，农村公社以公有制为基础，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马克思，迫切地说道：“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5]针对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深入分析研究了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并将俄国社会放进“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解析。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也正是因为俄国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们的一切肯定的成就”[6]。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 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通过对俄国社会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全面含义：就是在强调生产力发展和现代交往方式是每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的同时，又承认各国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应当说，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全面理解和付诸实行。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世界正越来越走向一体化。现代世界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在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时代，生产的国际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世界的开放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扩张，经济交往的手段主要局限于陆上和海洋的运输。现时代的“全球化”，正以科技为先导，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以世界市场为纽带，将全世界的普遍交往引入一个新的境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现代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大趋势，我们就必须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一“全球化”的大潮中。邓小平新时期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思想，也正是对时代主题的科学把握。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7]。 封闭就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已被中国历史的发展所充分证明。当然，在强调积极学习、利用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决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更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8]。
应当说，中国和俄国在历史背景和发展基础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论述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怎样在积极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世界历史”是在承认并尊重各国自我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的相互融合。
二
当马克思将理论视角转向东方社会时，就注意采取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态度，反对简单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针对有人将《资本论》中的结论简单照搬到俄国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 在具体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非常强调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指出，俄国的发展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然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10]。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东方社会的个性，注重具体分析东方社会的所有制关系、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具体历史环境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这点对于我们的历史哲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1]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几种抉择：一种是搞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就是继续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按照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去执行。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坚持一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繁荣富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增强活力。
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每项重大决策，都是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从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应当承认，我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但邓小平没有从原则和教条出发，而是不断地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曾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的历史哲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只有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特点出发，善于分析各种具体条件的相互作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历史机遇，才能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推动历史的进步。
三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结论，这并非是他主观情绪的产物，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揭示的结果。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这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物质根源客观存在的基础上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则构成了这一物质根源的核心。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3]。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从客观规律出发，从俄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他看来，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东方之路，关键取决于俄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超越的。社会革命必须以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俄国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它“恰好又生存在现代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14]承认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规律是在人类的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规律的实现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阶级力量的对比、政党和群众的觉悟等多重因素。马克思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规律的：一方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承认主体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承认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性，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性。在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中，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历史向度的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能够付诸于实现，这便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选择了。事实上，马克思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条件的肯定，也正是对俄罗斯民族选择的认同和尊重。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关系的辩证把握。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基本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尺度，一个是人的尺度。这两个尺度的有机统一性，也正体现着邓小平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的科学理解。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主要依据，“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正是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或进步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注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广大劳动者摆脱贫穷状况，并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消灭剥削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中。当然，消灭剥削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同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
总之，本文认为，从东方社会道路理论的提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理论上是有渊源关系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理解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56.503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276.
［5］［6］［9］［10］［1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37；431；130；435；131；444.
［7］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8］［12］［15］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382；372.
［13］列宁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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