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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一
邓小平经济理论囊括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不仅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引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那么这诸多新鲜的观点为什么在以前很少有人涉及到呢？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理论家也没有探索清楚。其中的原因固然可以列举出许多条来，但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有他独树一帜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什么呢？它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亦指关于这种方法的理论。黑格尔第一次指出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质，把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方法论取决于世界观，两者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但应当承认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不同的人在方法论的运用上却表现出千差万别来，从而对革命或建设的影响便迥然不同。一个理论体系的观点和它的方法论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学习它的许多精采论说的时候，不要忘记作者阐发这些观点时所运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作为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手段，作为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往往比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更重要；那些观点和结论有时会随着地点、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它往日的光彩，但方法论却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下，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不断地解决新问题，从而又可以创造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来。方法论之所以在变化着的新情况下不断具有开拓新答案的活力，乃是由于方法论本身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经验的积累，也在不断改进、充实和完善着自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法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前者需要高度的抽象力，后者则更多地注重工具的改进和实验操作，但就方法论对它们的意义来说却是一样至关重要的。
方法论和具体的理论观点相比，是更重要、更具实质性的东西。恩格斯是这样总体评价和把握马克思的整个学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 ］恩格斯的论述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邓小平理论。当着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诸多观点时，不要忘记掌握其更具实质性的东西——方法论，才能更好地在未知领域开拓创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二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总体上说是他一贯坚持和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重新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出路时，在方法论上又将其进一步概括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针对文革期间的思想僵化提出来的，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敢于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正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观点。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 ］他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
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因为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因而也是市场经济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看不到这些，离开了现实，“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 ］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不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又从实际出发补充和修正理论，赋予理论以新鲜的内容、活的生命力，而是主观地要实际生活去适应理论，自认为是百分之百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却成了教条主义，这就完全把二者的关系弄颠倒了。其结果，在中国造成了长达20年（1958—1978年）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灭顶之灾。
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同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不开的。在任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上，有的人把它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有的人则把它贬之为空想抛弃，邓小平与这两种态度根本不同，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指出不能“照抄照转照搬”。在这里，邓小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方面，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上确认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着重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就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对这个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从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事实出发，特别是看到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形成和发展成熟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矛盾日趋激烈，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就要爆炸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他们的理论既是科学的，又是高度抽象的这也就决定了在实践中，他们的理论是指南，而不是可以简单直接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多次说过谁想从他们的理论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只是一种梦想。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能看到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大致的推测，描绘出一个基本的轮廓，而找不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进程和组织结构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提出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失的观点，更是与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邓小平在称赞1984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时说：“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3 ］这是指文件上讲的要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以后他又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 ］显然如果“照抄照转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我们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也就断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但是绝对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因而也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而也是市场来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因而也是市场经济理论巧妙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超的方法论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三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总受到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困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断出现。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新出现的制度结构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东西吗？值得注意的是，怀疑甚至指责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人，更加关注的似乎不是改革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这个基本事实，而是对传统体制是否改变以及改变到什么程度。由于着眼点不同，也就是思想方法不同，对改革开放深化的进程看法就很不一致，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看法上也迥然不同。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没有的， 却是邓小平运用他的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所得出的必然结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从这一点出发，要求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和目的入手来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看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甚至公有制都不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和目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要发挥它的基本功能和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或条件，即便是公有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这个目的也不是终极的本质上的东西。社会主义运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公有制这些手段干什么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当然发展生产力就有一个改革传统体制而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有了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谈得上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可见，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他的着眼点或者思想所向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构的本身是个什么样子，而在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和目的是什么以及从这个基本功能和目的出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结构，这才是最关键和最本质的东西。所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我们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功能和目的出发，如何选择和确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和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概括的，它没有突出和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本身，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同公有制一样，也是变动的，是根据生产力的要求不断地采取相应的形式，很难说它们在某一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形式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突出和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构应具有的功能和应该去实现的目的，把它们看作更为本质的东西，是第一位的东西，具有深刻的含义。实际上，制度结构是从属于并服务于这种功能和目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功能和目的，才去构建并在实践中决定取舍选择何种制度结构的。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却不是这样，它是把制度结构本身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或者说把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看作最本质的东西，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当然是追求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而根本不管它们对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这种教训真是太深刻了。特别是当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看成是唯一的正宗模式时，就阻止了人们任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来选择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既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将改革不断深化探索的过程。20年来在改革中出现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以及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选择和构建的制度结构，今后这种选择和构建还会更加多样化，更加丰富多彩。那么什么是衡量选择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构的评价标准呢？按照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思维逻辑，这个判断的价值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
四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怎样？这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同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这种传统的理论上的定势思维曾经统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本内涵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改革设想、实施方案和政策举措都要大胆地去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就是说，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应该是灵活的，多种多样的。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分析上述所谓的“等同”论和“对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 ］在这里，邓小平用“不等于”否定了“等同”论和“对立”论，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作为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从而为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又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把某种属于“经济手段”、“具体形式”范畴的东西，硬是等同于基本制度，就会因害怕损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既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又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于是我们就看到，纯粹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不存在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既属于生产力范畴又属于一般生产关系范畴的社会化管理方法，原则上都是可以为我所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可以在改换其本质内容以后，将其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为我所用。一句话，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都可以大胆采用，而不要让姓“资”和姓“社”来缚住自己的头脑以致裹足不前。
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分析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和具体形式，又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如果跳出传统的经济理论的定势思维，就会看到这二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和形式的联系是：一方面生产关系本质内容依赖于其具体形式来实现，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又受本质内容的制约和决定。生产关系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虽然受到生产关系制度结构基本特征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决定于能否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关系的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是：一定本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本质内容不同的生产关系，它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是相同的。另外，一种既定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其具体形式可以随具体实现条件变化而变化；如果生产关系的内容变化了，但它的具体形式也可以不变或基本不变。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选择生产关系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是有着广阔的选择空间和操作方式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在研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坚持的是从公有制的功能、目的要求出发来为公有制选择适当的具体组织和实现形式，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公有制要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只有寻找它的具体组织和实现形式，才能完成这种结合。原因是传统的公有制如国有制，本身属于单一利益主体，和市场经济的法则相悖的，只有从产权制度的改革入手，使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例如，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股权多元化，才能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可见，进行所有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和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个关键步骤。显然，在这里只有将它们看作是经济手段，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把它们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本身区别开来，才能为改革的深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也使一些人从姓“资”和姓“社”的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切实在观念上树立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可变性和可选择性；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共性，以及在实践上的可沟通性和可借鉴性，特别是不要忽视在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方面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囊括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体系。前面涉及的几个方面，仅是用其方法论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例如，矛盾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发展分析方法，还有关于共性与个性、质量与数量、内因和外因等分析方法，不一而足。这些方法都贯穿在整个《邓小平文选》之中，通读全卷，可以感到邓小平理论和其方法论是娴熟地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方法论更有其独特的功能和历史价值，因而不断地被用以成功地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是一个蕴含着方法论智慧的宝库，它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开创新的历史局面的思想源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0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64 ，143，250.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82 ，269，91，14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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