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正 文 】
学界对经济哲学这一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哲学就是研究经济学内部的方法论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诸如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非理性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哲学应该有别于经济学方法的实证研究，它应该是一门关于经济研究的哲学方法的学问。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经济哲学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与邓小平这两位历史伟人都对经济领域付诸了极大的理论精力。把支撑他们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哲学思想进行一种对比，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邓小平理论本身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实实在在地把握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很有好处。
一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第一大发展是，把经济哲学的主题由批判变成了建设。马克思的经济哲学集中体现在他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就可知道，马克思后期经济学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哲学方法与他在中期通过批判哲学唯心主义所得出的哲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他正是运用了中期所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于经济学研究之中，《资本论》的与西方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不同的经济思路才能得以形成。而这种独特思路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其经济哲学是在一个批判的主题下展开的。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的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批判，它与“李嘉图式的经济学社会主义者”和西斯蒙第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那种立足于人性的外在伦理式批判全然不同。在它那里贯穿其指导思想主线的是代表着对历史内在本质之最深刻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解《资本论》在理论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等范畴的逻辑递进之现实基础。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明确，那种把价值批判与科学实证截然割裂开来的分析和评判方法在《资本论》这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次，我们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就《资本论》的理论阐述体系来说，它的确主要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这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这具体表现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方面，《资本论》没有侧重于研究生产力是怎么在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下得到发展的，也不侧重于研究生产力除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之外的发展动力问题，而只是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放并以此为核心来建构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即使是在某些地方研究了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度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那也是为了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时有一个理论的前提，即这一经济形态已经充分具备了必然灭亡性，因此，根据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当然会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理论线索来重点展开其经济学思路。他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赞扬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同，不从交换价值，而从商品出发来组建理论体系，就是出于上述这种独特经济学思路的要求。
强调了这一点，当然就会弱化其它方面。但《资本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不过，当后来人要来接过《资本论》的方法时，关键在于能否对指导《资本论》研究的基本哲学方法与《资本论》具体理论结果的阐述方法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是否只能用来指导批判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理论？理解这一问题时显然应该注意，理论的阐述层面是经典作家把自己的经济哲学思想运用于他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而得出来的观点。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把它直接当成是经典作家本人的完整的经济哲学思想，那就不对了。如果再对这一部分内容来一个曲解，用机械的外在矛盾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阐述生产关系时的内在矛盾观点，那就更糟糕了。对经典作家经济哲学思想的真正继承应该是把握其理论研究层面上的完整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现实的经济问题之中，正像经典作家当年运用于他当时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一样。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经济生活领域所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从理论层面上看，首先没能把指导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完整的经济哲学思想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实践之中；其次还在于，即使是对《资本论》理论阐述层面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线索也作了不准确的理解，把内在矛盾的线索理解成了外在性的阶级斗争线索（脱离经济哲学的完整思想所理解的阶级斗争必然是外在性的）。马克思当年抓住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线索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必须灭亡的证明，并使社会主义理论从假设变成了科学。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则是在建设的主题下只是抓住了生产关系矛盾理论被曲解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在它的指导下经济建设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正像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客观上完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从批判主题向建设主题的转变，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他继承的是指导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经济哲学的完整思想，即完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发展的是《资本论》理论表述层面所反映出来的侧重于生产关系批判的内容。在复出工作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小平同志甚至把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即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称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显然标志着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题已不再是生产关系的批判的线索，而是转移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上来。
邓小平的经济哲学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两个主要的观点，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经济体制改革。就第一个观点而论，由于现在经济哲学的主题是建设性的，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当然不应该再仅仅集中在生产关系的批判线索上，不能再仅仅把生产当成一个既定的前提，而应当把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线索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正确运用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当代中国抓住生产力发展的线索来展开其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同样也是对上述基本原理正确运用的结果。就第二个观点而论，小平同志也没忘记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观点是邓小平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把经济哲学的主题从批判转变成建设的一个最好的写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抓住生产关系的范畴目的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情境中抓住生产关系的线索，目的则在于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两者在具体结论上尽管不同，但一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理解生产关系体制的改革的具体问题时，邓小平同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思想。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交换关系的领域，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分配或消费关系的领域来展开思路，而是深入到了狭义的生产关系的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提出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后来的经济特区建设和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思想都是这方面理论的体现。
二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第二个重大发展是，在生产关系理论方面完成了从以对立着的阶级关系为主的解释角度向与特定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之关系的解释角度的特变。对马克思来说，就历史哲学之基本原理层面而言，对生产关系的阐释当然是从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大而全地展示历史的所有方面，而在于把它用来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就理论视域来说，他必然主要集中在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领域；就研究角度来说，必然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性方面。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对立着的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从以现实的社会历史内容为基础的对立着的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生产关系是他科学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结果。
不过，如果在历史情境已经转变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解释维度，并视之为坚持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唯一选择，那就容易走向片面化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就没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事实上沿用了马克思在私有制社会问题上所采用的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生产关系矛盾性的方法，把它直观地搬到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中。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的本质就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因此，只有彻底地“一大二公”，彻底地“社会主义”化，才能说明无产阶级在这场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晚年毛泽东实际上假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不需要单独考虑的，理论的重点只要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化即“抓革命促生产”上就可以的。
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突破了生产关系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小平同志甚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判断标准的理解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在他的思路中，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大二公”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观点恰恰是要被抛弃的。在理论层面上，邓小平实际上通过走向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完整思想本身，即走向必须从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性质，然后再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准在于看它是否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正像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不仅如此，邓小平在生产关系理论上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置放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中，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内涵，并以此而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是集中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关系理论就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马克思没有面对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现实。因此，当他在思考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自然就会从矛盾双方的斗争关系的角度去理解。邓小平鉴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客观事实，在一个广阔的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内发展了生产关系的理论。这应该是邓小平生产关系理论的第二个层次。在邓小平看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关系理论不可能只局限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必然要扩展到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之中。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理论还应该关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新经济格局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在实践中就是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的理论。理解新经济格局中的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拿马克思当年处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问题时的观点和方法来套。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在这种新的经济格局中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的“发展”是双方都得到发展。因此，思考这一新问题的方式方法应该区别于马克思当年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容许的最高点这一理论前提下所采用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当然，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关系并不是依附于它。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同样是十分明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邓小平鼓励引进外资，鼓励建立“三资”企业，并不是以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代价的。在他思考这一层次的生产关系问题时，他的思考中心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问题，其它任何因素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必须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在谈到“三资”企业时，邓小平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邓小平的生产关系理论是个重要的思想宝库，我们应该加大对它的研究力度。
三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第三个重大发展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研究经济问题是只停留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还是应该在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展开，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理论家能否真正地认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精髓并把它在现实实践中加以发展的问题。如果仅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路的确只是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展开的，但对这一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①《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理论定位是从经济学的层面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因此，它并不涉及从社会形态整体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马克思自唯物史观成熟之后始终有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由资本家阶级及其利益代表所组成的政治统治集团决不可能“聪明”到为了不让资本主义灭亡而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这一阶级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从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角度来说，经济学的层面是一个根本性的层次。
如果把思路从经济学的层面拉升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层面，应该说，由于马克思在哲学理论写作方面都是有一定的理论批判性的，即马克思的哲学著作都是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确更多地注重了经济基础的历史作用以及它对上层建筑因素的决定作用。这里的问题是，历史本质论的线索并不等于历史运作论的线索。马克思在历史本质的层面主要关注经济基础的线索，并不等于他认为在现实历史活动即历史运作论的层面也只要谈经济基础方面的东西就行了。因此，一旦经济哲学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即与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主题不同，那么，显然有一个理论“空场”是需要后来者加以发展的，即在新理论主题下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因素在历史运作论层面的关系问题。其实，恩格斯晚年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合力论”的观点，但应该说，这一思想在后来者那里没能引起足够注意。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在现实的革命实践即具体的历史运作论的层次还一个劲地讲经济对其它因素的决定作用，以致于沦落成了机械决定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考茨基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事实的一种认可，应该说这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这一点上的突破表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经济实践的历史运作论的层面，马克思在历史本质论上所提出的观点以及他在单纯的经济的层次上所展开的《资本论》中的理论线索只能作为指导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科学指南，而不能作为教条。通过结合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晚年在历史运作论层面上所提出的“合力论”思想。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上。
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经济基础是完全决定上层建筑的，那精神文明建设确实没必要抓，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水平，你怎么抓都没有用。但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处在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我们只有不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结合我们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特点，创新出一条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使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致于永远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上的附属国。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依赖。小平同志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思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决不是在这之外的一个单独的东西。国内有些人所主张的只要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自然就没市场了的观点显然是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截然相反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是如此。邓小平始终把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盘棋来下。正像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为了与现实经济实践中的机械决定论区别开来，邓小平甚至强调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小平同志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晚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他清楚地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显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妨碍邓小平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实践的层面上展开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是他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下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仔细地研究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新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地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内涵将是十分有益的。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