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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述了邓小平的理论创造，强调指出：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1]。这种科学判断，导源于上一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历史性选择的基本根据。本文愿对此发表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家的敏感和洞见，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实质。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具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就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并且逐步展开成为现实，而“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3]。于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由此可见，“世界历史”是指全世界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日益成为有机联系、广泛交往的统一整体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世界只是各闭关自守民族的机械加和，它们仅有直接的边界联结、而无深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三项世界空间整体性的规律：第一项，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规律。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二元并存；狭小范围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具有无限空间扩张能力的市场经济二元并存；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同生机蓬勃的资本主义社会二元并存。第二项，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既是相互对抗的，又是促成彼此发展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其经济、军事、文化的力量强行进入落后、停滞的东方封建社会之时，造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民族斗争。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的历史作用是二重的。随着这种侵略扩张的发生，东方各国的封建社会的与世隔绝状态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P692)。一方面，它促成了封闭社会的开放，落后社会的进步，落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像马克思谈到英国侵略印度这件事时所说：英国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P771)。第三项，单一结构生产方式国家与二元结构生产方式国家并存的规律。在历史成【关 键 词】“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国现代化/人类未来
【 正 文 】
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述了邓小平的理论创造，强调指出：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1]。这种科学判断，导源于上一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历史性选择的基本根据。本文愿对此发表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家的敏感和洞见，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实质。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具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就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并且逐步展开成为现实，而“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3]。于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由此可见，“世界历史”是指全世界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日益成为有机联系、广泛交往的统一整体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世界只是各闭关自守民族的机械加和，它们仅有直接的边界联结、而无深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三项世界空间整体性的规律：第一项，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规律。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二元并存；狭小范围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具有无限空间扩张能力的市场经济二元并存；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同生机蓬勃的资本主义社会二元并存。第二项，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既是相互对抗的，又是促成彼此发展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其经济、军事、文化的力量强行进入落后、停滞的东方封建社会之时，造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民族斗争。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的历史作用是二重的。随着这种侵略扩张的发生，东方各国的封建社会的与世隔绝状态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P692)。一方面，它促成了封闭社会的开放，落后社会的进步，落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像马克思谈到英国侵略印度这件事时所说：英国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P771)。第三项，单一结构生产方式国家与二元结构生产方式国家并存的规律。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全世界的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单一生产方式的国家；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侵入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后者变成既有传统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又有近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既有封建主义经济关系，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并存，使整个世界的结构和运动具有空前复杂、空前激荡的崭新特点。
（二）“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观念，是人类历史观的根本性进展。他把历时意义上的“历史”和共时意义上的“世界”统一起来，构成四维性的历史判断，形成并展现了江泽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这种眼界既有时间上的深远性，又有空间上的辽阔性。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中，有着历时性的科学内涵。他的“五种社会形态”或“三种社会形态”说均是历时规定；但有了“世界历史”说之后，他揭示了世界的空间规定。这种空间规定不是脱离时间的抽象物，而是在时间规定的前提下作出的。只有当人类历时地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才能有“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被建构和展开”、“二元性社会与一元性社会同时并存”的特性等一些具有共时性状态。换一个视角说，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性规律的基础上，也揭示了“世界历史”中的全球范围的结构性规律。这是历史规律观上的根本性进展。前者是贯穿在一切国家、民族实存历史中的内涵性的规律；后者是一切国家、民族发生相互关系的外延性的规律。对于内涵性的普遍规律来说，各个国家、民族的实存历史过程是它的一个阶段上的具体表现；而对于外延性的世界规律来说，各个国家、民族的实存历史过程则是它在一个局部上的具体表现。
（三）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四维性分析方法为列宁所继承
列宁指出：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并进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阶段，资本主义早已造成的世界市场，变成垄断资本主义“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关系”的世界经济格局。[5](P63)这样，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个基本矛盾：其一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这是一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民族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6]其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它们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生死搏斗，以致发生世界战争。其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而且也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一旦激化便导致战争和革命。在那个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5](P582)是世界范围内的客观规律导致的结果。列宁在分析“世界历史”进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的新阶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二元性社会与一元性社会同时并存的问题。他认为，“半殖民地国家”这种“中间”的、“过渡”的二元性国家，是资本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中的特有产物，“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5](P645)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的分析方法基本是列宁式的，他的创造性在于十分成功地分析了处在这一“世界历史”时期的最大的二元性国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历史发展。
（四）邓小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生活在不同于列宁、也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一直处在“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但二次大战以后，这个大时代进展到了新阶段。邓小平认识这个新阶段，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的。这就是：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历史，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指明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7](P64)，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第三，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邓小平认识这个新阶段，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他在继承和运用他们的基本方法的同时，作出了反映新阶段、新情况的新结论。这就是他的著名的“东西南北”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P105)这就是说：东西方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但矛盾的焦点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东方一系列国家进行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分裂，苏联同美国争霸于世界，使矛盾大为复杂化；苏联解体以后，东方国家不再以推动西方国家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现实任务，而是站在弱势地位上，保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样，南北方之间也依然矛盾着，但矛盾的焦点已不是侵犯民族独立与争取民族独立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得到了基本的解决，而是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发达国家则出于社会本质上的自私，以种种手段妨碍它们的发展的矛盾。在“东西”和“南北”这一对关系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东方国家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同南方国家处在同样的地位之上。人类实践是发展的，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而在当代，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只有抓住发展这个核心环节，东西方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世界范围内客观的矛盾发生了如上的演变，邓小平把握住了这种演变，因而也就推进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二、“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中国国情分析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一）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状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
毛泽东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找到一条适合“世界历史”的现实状况和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革命道路作了精辟的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和二元性。他以生动而深刻的笔触写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9]在政治结构方面，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和阶级结构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一头是少量的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只有数百万工人组成的中国无产阶级，两头之中的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则具有最大的比重。[10]
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这样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是同世界的整体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同国际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就阶级关系说，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同国际资产阶级又同一又矛盾。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重要方面军。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论证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1]正是在所有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确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2]，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是以无产阶级为领袖，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首先占领广大农村，然后逐步夺取城市，最后取得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二）邓小平对世情和国情分析的两大结论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把世情分析与国情分析结合进行的方法。他首先是面向世界，重新确定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在“东西”关系中，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双重的关系：一重，必须向它们学习一切先进、管用的东西；另一重，必须反对它们试图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在“南北”关系中，则属于发展中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谋求在这种秩序中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世界和中国作出了两项基本结论。对世界，他的结论是：世界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开放的整体性世界，中国离不开这一开放世界的发展；对中国，他的结论是：中国是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社会总体落后、结构二元，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充分注意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构二元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方面，提出了一项“大政策”，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在实际上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世界和中国是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经历了长期的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实践而变化形成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是这一实践的产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是这一实践的产物。
（三）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邓小平按照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了尊重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取得改革和发展得以深入持续地展开的基本条件，邓小平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方针；而为了尊重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整体性世界的事实，使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学习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利用它们提供的资金、技术、人才，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而全部的任务在于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促成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住实践的检验而遭遇挫折和失败之后，中国必须在上述两个“坚持”之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一创新实际上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在当代的两个基本结果的结合和建构：一个结果是经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一个结果是在世界、在中国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个结果在中国结合起来，就能够建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建构这一崭新体制，乃是“世界历史”不断演变在当代造成的必然结果。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必然的，不是可以搞，也可以不搞，而是必定要搞、必须要搞、必然要搞；但中国搞社会主义，也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世界历史”在一个东方大国中的产物。邓小平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世界历史”发展在中国造成的客观结果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也能从邓小平的选择、决断中看到：处在“世界历史”时代的当代阶段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扩展开来说，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是客观必然的；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中国这样的国家变成二元结构的国家而与一元性的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是客观必然的；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薄弱环节和革命可能性而实现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客观必然的；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中，中国成功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客观必然的；中国仍处在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之中，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是客观必然的。虽然这个判断有待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成功实践的证明，但是，它的真理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一）邓小平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展开，开辟了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项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创造了另一条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苏联所选择与形成的现代化道路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利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开放条件或广泛的国际交往条件而寻找到的；另一方面，它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两个市场”的理论与实践，却同“世界历史”时代没有民族间经济壁垒、世界日益成为统一整体的特征相矛盾。正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选择存在这样的悖论，所以，终于没有经住国际经济、科技、综合国力竞争的考验而陷于失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设计是新的，是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选择和模式的失败教训而作出的；它试图克服、实际上也在克服着它们的悖论，而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独立自主同自觉进入世界统一市场结合起来。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逐步取得成功，必定给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深刻的影响，使它们的现代化事业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俄罗斯《生意人报》2000年5月12日一篇文章《莫斯科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说：“俄罗斯，现在存在两种最有可能选择的纲领。一种纲领是格列夫领导下的战略研究中心起草的，另一种是一些专家起草的，这些专家接近政府，同时也接近杜马工业委员会主席马斯柳科夫。前一个纲领认为，俄罗斯必须效仿美国，采用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后一个纲领则参照中国的经济措施，直接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主要指示。”这里不对此作什么具体的评价；但是，俄罗斯在考虑如何克服国家经济困难，找准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时候，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更有可能选择得切合世界和俄国的实际，则是明显的事实。
（二）邓小平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展开，将不断改变世界的格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代，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的格局。但是，在东西方之间，西方处在强势和主导地位；在南北方之间，北方处在强势和主导地位。而在西方和北方，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更是主导中的主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将使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着趋于平衡的方向发展，又将在南北方之间的交往中使南方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从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中国将日益成为强有力的一极，从而约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国际“和平”的实现和“发展”的加快。我国1999年GDP人民币值约为82200亿元，按8.27:1的汇率计，我国GDP美元值已近1万亿元，列世界第7位；若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我国GDP美元值超过2.5万亿元，列世界第2位。如果我们坚持贯彻邓小平理论，积极地、创造性地而又扎扎实实地搞好改革开放建设，就能实现在2010年使GDP翻一番的要求。此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即使按每15年翻一番，到2040年，我国的GDP人民币值可能达到70万亿元，按汇率合美元8万亿元，按PPP则合美元20万亿元。到那时，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极局面真正形成，各极之间力量相对平衡，世界和平和发展将有根本不同于现在的面貌。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客观的事实。经济全球化，无疑是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交换方式的全球化。但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或者说，信息经济和市场经济只能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而决不可能同社会主义相结合。这种意见显然是一种偏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作为它的现代基础的后工业性质的生产力，如果成功地得到发展，那么，将实际地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实质。
（三）邓小平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展开，将推动“世界历史”走向人类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当年提出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理论的时候，是把历史的变迁和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联系起来考察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生产的社会化必定扩展为生产和交往的国际化，“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人类才能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现这一发展，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4](P86-87)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离共产主义未来还很遥远，但决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相反它们是历史地联系着的，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把二者联系起来。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7](P116)“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7](P137)这里，联系的基础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制度上的相通和传承。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发展对于世界历史走向美好未来也会发生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基本地表现在促进人类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方面。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5。1/5的人类，其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贡献。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介入全球化经济之中实现的，它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也能从它得到源源不尽的生产资源。这种作用也表现在促成人类生产关系以至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方面。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已经重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的适度建立和发展，就已经在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努力实现以人民为本位的公平分配，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进步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同中国处境大体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价值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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