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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深刻阐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深刻理解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仅对于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正着力加强和改进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把握时代特色，形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
怎样从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高度，从当今时代变化的高度，把握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这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特色，也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方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对时代变化的新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特点的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8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敏锐地对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新的判断，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时代主题的变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也从多方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二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准确把握，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进程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成为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创新的基点。三是在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判断，并探索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自身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新问题。
在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新认识中，邓小平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任务、新内容和新路径适时地作了探索。在总体上，邓小平的探索，集中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四个重大课题中。
第一，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如何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问题。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树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在新时期，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必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也就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这个国情和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中新的社会现象，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思想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也就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面临的崭新课题。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借鉴、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有益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如何树立“风险”意识，有效地、有力地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新课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为此，要大力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要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树立中华民族自尊性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向世界庄严昭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些大大拓展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视界。
第三，面对8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将长期面临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指责”、“制裁”，邓小平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的“冷战”，我们一定要纠正思想教育在这一方面的“失误”，头脑清醒，旗帜鲜明，锐意创新，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求得当代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现时代，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力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契机，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化”看成是“美国化”，推行政治制度的单极化或所谓的“一体化”。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强行推行政治制度的“趋同”，以此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人的教育，一方面要使之能够了解和理解，并能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又要使之能够深刻理解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的性质及其趋势，能够冷静应对这一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局面。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既要有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素质，也要有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政治素质，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素质。在新时期，怎样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越来越显著地提上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位置。
第四，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对人自身发展提出挑战，特别对人自身的禀赋提出挑战。在18世纪中叶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现了人的“体能”的解放。但是，人在其“体能”得到解放的同时，也对人的体能、体格、体魄的崇拜消退下来。接着，19世纪初取得突出成效的工具机的革命，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人自身的手工技能向工具机的转移，从而实现了人的“技能”的解放。随着人的技能得到解放，人的技能却受到轻视，掌握某种特殊的手工技能不再被看作是人的基本禀赋。再接着，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把原来要由人的智能完成的部分工作交由计算机来完成，实现了人的“智能”的解放。随着人的智能的解放，出现了轻视人自身的智力培养和道德修养、伦理提升、品质和品格锤炼等现象。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伦理道德素质的发展和提升等问题，成为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严峻课题，也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不仅肯定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从发展和创新的视角，提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增强针对性、着眼有效性和掌握主动性，已成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问题。时代和任务不同了，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真正地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
二、拓展工作思路，完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
明确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复探索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任务要通过新内容来体现和落实。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世界观教育和政治观教育。结合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邓小平对世界观和政治观教育赋予新的涵义，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世界观教育的核心就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邓小平提到：“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147页。）
世界观教育最终要落实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能够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就是他已经初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的重要标志。
政治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曾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和任务，邓小平提出的政治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在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
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始终抓住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关键。对此，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作了明确的说明：“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同时，也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使“两个基本点”同“一个中心”真正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还要全面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整体内容，即除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核心内容外，还应该准确把握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第一，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广大人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也是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胜利推进的根本保证。第二，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问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良传统的一种概括，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概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弘扬民族精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第三，全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党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包含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统一，包含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内容的统一。
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又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来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今后继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点。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教育。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集体主义也是时代主旋律的主要内容之一。集体主义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核心，但在根本上，它也是政治观的具体体现。例如，在集体主义原则中，关于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观点，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点，无不是以一定的政治观为根本前提的。新时期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政治观教育，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政治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中提高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性，以及增强民族自强精神和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教育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性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要教育全体人民，树立自己民族自尊性和民族自豪感，以热爱祖国，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针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邓小平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页。）
进行政治观教育，决不是单纯的政治理论上的“说教”。政治观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要有说服力，例如，对社会风气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政治观教育也一定要同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其中要突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认为，“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通过联系实际，紧扣群众关心的时事和政策问题的教育，“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145页。）
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探讨，系统地体现在他的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理论中。“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四有”既是相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人的全面素质教育的综合反映，既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教育；从其层次性来看，又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即突出了“有理想”、“有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在谈到“四有”时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多次提到，“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90页。）。理想是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的精神支柱，是一定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人生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新时期，使全体人民做到有理想，是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的思想保证，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三、加强系统建设，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具有严整的科学性，而且还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包括方法、环节、途径、机制等方面在内的新路径。概括地说，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改善党的领导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认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样提出问题，既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又突出了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工作一要掌握方针政策，二要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三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大计。90年代初，在提到怎样应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搞好“教育”，这里首先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着特殊的意义。
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还表现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上。邓小平多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成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极其重要的方面。8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年教训的总结时，谈了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十年的最大的失误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在谈到十年“失误”的教训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邓小平的这一概括，不仅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得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中的重要性；而且这也是一种警示，联系当时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联系其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这一“失误”给我们的教训是永远不应该忘却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上失误的严重性。十年的“失误”不只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也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问题上，例如在经济的“过热”上、在通货膨胀上，也有一定的“失误”；但从“失误”的严重后果来看，邓小平认为，经过冷静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思想政治教育要同群众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要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针对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国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另一方面，也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同解决群众的困难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改革开放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特别提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3.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针对性、要分层次性。
邓小平历来提倡，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1页。）有针对性，来自于对实际的思想状况的准确把握，有针对性，也在于反复讲、耐心讲、深入讲，“决不能希望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层次性，是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分层次性，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对象的不同成长阶段，提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在提到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邓小平提出了根据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首先，对青少年要进行“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的教育；其次，在他们的不断成长中，进一步加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然后，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再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一再地证明，根据对象不同的成长阶段，提出相应的教育目标和要求，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方法。
二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群体，提出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问题。承认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并且根据这种差异，更有效果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辩证的、可行的方法。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
4.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
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正确的理论导向集中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中。邓小平一再告诫，“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提到：“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有一个时期，在宣传思想教育上的“严重缺点”，主要就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364页。）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
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遇到的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邓小平曾经提出过两个“坚决”和三个“坚持”的对策，即对有害于人们思想的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要“坚决制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5.思想政治教育要十分注重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历史为教材，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注重用历史的事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材料，1987年初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在提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时，回溯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深刻地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告诫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206页。）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掘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的经验，推进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1981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显然，这些好的风尚和风气，与当时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方面，邓小平特别赞赏“延安精神”。他多次提到：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延安精神”。（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01页。）他明确地提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如何使这些优良传统勃发出新的活力，这是在新的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6.全社会都来支持和关心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邓小平不仅十分赞成这一观点，而且还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指出：“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他还要求，“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106、290页。）
邓小平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的探讨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系统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相统一，集中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要求相统一，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途径相统一，形成机制健全、功能完善、效率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使用和培养相统一，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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