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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一、科学的方法论系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毛泽东说过：“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当人们运用哲学观点去观察问题，去指挥作战，去进行工作，去议论人家的长短，它就变成了方法论。世界观是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实践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实践性。第一次把改造世界的实践自觉纳入哲学视野的马克思指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了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曾这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这就是说，不论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历史唯物论，都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二）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同志，他们的哲学命题都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立意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分为二是这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握时机、及时决策等，也是这样。江泽民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善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真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把哲学看作认识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作过河的“桥”和“船”。
（三）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方法论体系。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发展了毛泽东，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理论的新形态。江泽民同志则在新形势下，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为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方法论理论，必须把他们的论述看作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否则是决然不能展现邓小平方法论的深厚功底和实践意义的，是决然不能深刻领悟邓小平方法论的精神实质的。
邓小平的方法论理论是由三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或层次构成的理论系统。首先是具有头脑和灵魂意义的最高方法论原则，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等。其次是具有主干意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包括“三个面向”的思维向度；“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观；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等。三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有大局意识，从大局着眼；抓住机遇，及时决策等。
二、方法论的灵魂
（四）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仅科学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互相联系的基本点，尤为重要的是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头脑和灵魂”。他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也是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最高原则。我们不是常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吗？这就是其实质所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紧紧抓住这三条，同新的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方法论原则，并使其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特征，从而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轴，形成了邓小平方法论的灵魂。
（五）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从而在更本质的层面上，确立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同解放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基本内涵是：冲破旧的思想束缚，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努力开拓进取。它的基本要求是：背靠历史，立足现实，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它的基本行程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邓小平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规定性描述，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实质上是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把它看成基本认识规律的路线表现，从而使它具有了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
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形势下，依据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学风，即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把理论、方法和作风统一起来，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历史。它是贯串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也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锐利武器。
（六）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的另一伟大创造，也是我们党的又一优良传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注重群众路线问题，对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方法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认为，群众路线是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一方面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方面，在领导工作中，还必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政策和工作的标准，也是党一切行动的价值取向。各级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共产党人党性的最高表现。
他认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既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和引导群众；既不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又不可做群众的尾巴，崇拜“自发论”。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群众的引路人。
他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前领导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其主要特征就是脱离群众，爱说空话，不办实事，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这样的观念；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过程。
他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尤其是在执政的条件下，要特别注重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不间断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使这一“法宝”代代相传。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以人民为本的哲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源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说到底，就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胜利。
（七）独立自主是毛泽东的又一伟大创造，它同样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所说的独立自主，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二是说，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外国，必须坚持自立更生的原则，围着外国的指挥棒转，中国的事情是决然办不好的。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走自己的路”，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说，走自己的路，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其在当代最高的实践形式。
邓小平关于走自己的路的原则，内在地蕴涵了两大哲学思想：一是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是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和一般相联结而存在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它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出来，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三、基本方法论原则
（八）方法问题属主体范畴，但并非纯主观的产物，而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规律的存在是一个系统，因而反映规律的方法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它既有反映最根本问题的最高方法论原则，也有反映时代基本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如果说，前者是方法论的灵魂，那么后者就是方法论的主干。具有基干性质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具有灵魂意义最高方法论原则的具体化，它更贴近于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生活。
（九）“三个面向”的思维向度。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目标总方向的规定。也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如何“走自己的路”的思维向度。所谓思维向度，即思维的方向和角度。它构成思维的时空，廓定思维的视野，标示思维的境界。
首先，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不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不可忘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把立脚点和发展目标统一起来，使思维方式跟上现代化的进程。所谓跟上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就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
其次，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不仅要懂得中国，还要懂得世界，特别要懂得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中国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了一起，一个自我孤立的中国是不可能发展强大的。做一个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同时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
再次，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不仅要背靠历史，立足现实，还要面向未来，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在我们的思维因素中，不仅要有历史经验的积淀，现实的理论思考，还要有思维的前瞻性。邓小平关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论断，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十）“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当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价值取向。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人们进行价值选择所遵循的方向。如果说，认识的真理性判断，关系到人们前进之路，那么，价值性判断，则关系到人们的根本立场。
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中具有根本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全面发展的基础，也为共产主义作物质准备。当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共产主义得以实现时，将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其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思维方法上的体现。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说，它是着眼于国力的提高的。国力的强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奋力追赶，就有被淘汰的可能。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二是说，它是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力，是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方面的统一，只有这诸多方面全面协调的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国力的发展规律。只有这诸多方面的综合力量提高，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必须以国家的强大为目标。
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选择理论中，具有最终目的性意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着眼于现实的要求。共产党人的利益价值观，要求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既着眼于根本，又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体现。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价值理论，从社会、国家、人民三个方面着眼，不仅确立了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是非标准，也规定了我们开拓未来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统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我们思考它的理论渊源时，不难看出它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理论的内在联系。
（十一）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邓小平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为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大方法论原则，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要求。
所谓原则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和人民利益原则，前者是它的真理性体现，后者是它的价值取向。从政治上讲，就是邓小平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灵活地处置各种问题，但灵活性决不可超越原则的界限，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原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思想表现，原则性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
所谓系统性，就是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系统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只有从系统性着眼，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依据邓小平的论述，坚持系统性方法论原则，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从全局着眼看局部，又要从各个局部的关系上把握全局；二是过程和阶段的关系：既要从全过程着眼看阶段，又要从各个阶段的联结上把握全过程的发展；三是系统和层次的关系：既要从大系统出发看层次，又要从各层次的联结上把握整个系统。
所谓预见性，就是依据规律，预见未来，指明方向。思维根据必然性指明发展的目标，同时又要根据必然通过偶然实现的规律，预见可能发生的困难和曲折，在工作中把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起来。预见性是思想的前瞻性在工作中的体现，使人们真正懂得没有预见性就没有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就是建立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的。
所谓创造性，就是人类为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依据规律，改变物质的发展形态，创造出事物的新的存在形式。创造性的本质是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创造性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的生命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活力的灵魂，是革命和建设的动力。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建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形态。
（十二）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恩格斯曾称辩证的发展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列宁和毛泽东则称辩证的发展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观”或“宇宙观”。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这种道理的通俗表达，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发展观。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首要的是发展的绝对性。发展中有相对的静止，也有暂时的后退，但这些只有相对的意义。静止是发展的一种形式或状态，后退一步往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它们的意义尽在发展中。正是发展的绝对性，使我们从“整顿”中走上了大发展之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正是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整顿和发展的意义，论述了整顿和发展的辩证法，我们的思想才获得新的解放的。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协调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经常发生的。但决不是越不平衡越好。如果任这种不平衡性不断扩大，经济生活就会陷于失衡状态。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是在自觉把握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稳定协调发展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使我们真正走出了“大跃进”的误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再一个重要思想是台阶性。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使这种“波浪”上下差距很大，破坏了事物发展的协调性。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坚持波浪式发展的前提下，倡导了发展的协调性，又溶进了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样式。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可以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加快发展；当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之后，就要整顿一下，然后再发展，使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这是邓小平对波浪式前进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发展的跨越性。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经济上我们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的情势下，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可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爬行，而要借鉴他们的管理经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实行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在历史上就有过。当今时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更为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发展的前进性。所谓前进性，就是事物运动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以其历史的进步性取代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也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代替，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现在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还处于发展的低潮时期，在它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但它的胜利却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前进性，是共产党人伟大理想的辩证法支柱，而正是这种理想信念，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开拓着历史前进的道路。
四、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十三）在邓小平方法论理论体系中，还包含着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同具体的历史条件、工作环境、实践特点、自身的经历和素质等紧密相联的，是具体规律的方法论表现。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方法论的灵魂为指导的，是受基本方法论原则制约的，它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工作实践，因而更具有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十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要求辩证地邓小平把矛盾观点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范例。他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如一手抓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形成了邓小平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现在两手抓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意识，这是邓小平方法论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全面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反对片面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注重了经济建设，但放松了思想教育，犯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给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邓小平就是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的。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改善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总是把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放在突出地位，他要求人们，对形势既要看到有利方面，又要看到不利因素；对工作既看到成绩，又看到不足；对人既看到优点，又看到缺点。这是邓小平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反对实际工作的形而上学。所谓辩证地看问题，就是坚持矛盾辩证法，一手抓对立面的斗争，一手抓对立面的统一，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否认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渗透，甚至把同资本主义国家作买卖，也称之为“卖国主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又有前后相继与互相合作的一面；我们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发展我们自己，使社会主义赢得对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人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本质，抓住关键，反对“眉毛胡子一把抓”。在辩证法看来，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次要矛盾方面影响事物的发展，只有抓住重点，并把重点和一般统一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了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是稳定协调发展，就是把重点和非重点结合起来的典范。有人称：邓小平的历史观，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观，这是很有道理的。
（十五）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就是这一理论的方法论表现。
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这就是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含义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的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否则，就什么都搞不成；要保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就要加强经济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决定党的生死存亡。为此，邓小平提出：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同志则循着这个思路，提出了讲政治的基本内容：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坚定的政治意识和能力，才能真正坚持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
邓小平指出：不仅要善于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还要善于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这一方法的基本含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的政治稳定固然是压倒一切的，但政治的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家安全是当代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奠定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个大政治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而这个问题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就是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还是邓小平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真想社会主义，就得发展经济，要真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要为其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十六）要有大局意识，要从大局着眼。邓小平作为党的领袖，他既有顾全大局的观念，又有纵观大局的眼界，更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他决不为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也不会在眼前的小事上纠缠，总是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能从大局出发进行战略思考，能从大局出发提出战略举措，从而领导全国人民防危涉险，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邓小平从全局着眼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一部分，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他每逢提出一项重大决策，总是先分析国际形势，然后解析中国的现实和要求，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决策的客观根据。他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出发，论证了把发展经济放在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同样，我军建设的战略性转变，也是以这个时代特征为根据的。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分珍贵的方法论遗产。
邓小平从全局着眼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确定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经济搞上去”看作唯一的大局。全国各条战线，只能维护这个大局，顺从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行动，决不允许干扰这个大局，妨碍这个大局，否则就要铸成大错。并告诫我们“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只要不发生大的战争，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邓小平着眼大局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既要着眼现实，又要放眼未来，把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对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大局意识转化为方法就是战略思维。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制定的基本路线，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都是从大局出发进行战略性思维的结晶。而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实际表现。
（十七）抓住机遇，及时决策。邓小平具有强烈而敏锐的机遇意识。“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他痛心我们过去眼睛只盯住阶级斗争，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影响和延缓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现在决不可再失去难得的大好时机了。如果我们再重复历史的错误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机遇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机遇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或者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在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会遇到有利条件，也会遇到不利条件，而当有利条件出现时，发展的机遇就到来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机遇也是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机遇是客观的，但能否抓住机遇，则取决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就是人们把握时机的武器。
所谓抓住机遇，不仅表现于看到机遇，而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决策，利用机遇，发展自己。如果看到了机遇，而无及时决策，那等于没有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这一思想的历史见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出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同时又看到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变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相对和平是可能的。于是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历史将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据此，邓小平相继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以“三步走”为代表的国家诸多发展战略，实行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正是邓小平这一整套的重大决策，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邓小平是实现“抓住机遇，及时决策”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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