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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实现新的飞跃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在实现第一次飞跃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在晚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误，也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把这种失误推向了极端，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受到严重破坏，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如何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条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走下去；一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实际出发，开辟新的道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重任的华国锋同志，选择了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道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个观点的实质就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求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作过的各项指示和决定当作不可移易的真理和永远不变的教条，照抄照搬，使错误的东西继续蔓延。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问题。这就非常需要一位德高望重、智勇双全的领导核心来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理论家的过人智慧，披荆斩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辟新的道路。
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因而邓小平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严厉地批判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歪曲、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他说，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人帮”则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骗人，吓唬人。他还明确指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情合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1]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1]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实质上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实践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林彪、“四人帮”鼓吹“政治压倒一切”，“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是荒谬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反复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要集中精力，集中思想，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果断地作出了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近30年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结晶，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和新的里程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由此发端而逐步形成、发展、完善的。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的科学命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概括为十二个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国前进的科学轨道。并且根据这些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必须进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纠正过来，建立同新时期政治路线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冤假错案，处理遗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决心很大，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1]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这个期间，还为大量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与此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增强团结，调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党的事业“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他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以后，许多冤假错案处理了，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是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年岁太大，精力不够，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强调选干部的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根据邓小平这个指导思想，在组织上坚决把坚持林彪、“四人帮”的立场和路线的人撤换下来，把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觉悟高、表现好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地方，建立了拥护党的路线，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能从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班子。
二 在继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中实现新的飞跃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玷污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加上林彪叛逃，“四人帮”篡党夺权等事件的发生，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的种种流言蜚语也广为传播，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怎样对待曾经有过极高威望、建立过伟大功绩，而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伟大领袖，是关系到党和国家过去的历史和今后发展前途的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站在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上，勇敢地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逆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明确指出：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1]
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议写一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就《决议》起草问题作了九次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期间，他还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等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在客观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方面，邓小平强调了以下几点：
1.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需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建国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2.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讲毛泽东后期的错误。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都是我们党的领袖。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所以，他主张《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3.对错误的分析要公正。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1]
在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方面，邓小平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思想。邓小平认为：我们党和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正是由于遵循了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形势。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同反霸权主义斗争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他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完整、准确地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工作。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多半个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1]《决议》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6个方面。并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有一个清楚的、明确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3.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把毛泽东思想推向新的阶段。邓小平认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能局限于继承毛泽东已有的正确思想，而且要着眼于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了，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邓小平理论就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一，在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的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不仅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且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最根本的观点。比如恢复了毛泽东关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组织全国人民向自然开战，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二，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邓小平把毛泽东曾经讲过但没有讲全的观点，讲得更全面了。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既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观点；又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全面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第三，以新的独创性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际中，根据新实践，新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有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运用价值规律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党的十四大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第二次飞跃，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继承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 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实现新的飞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在国际上，西方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从1989年8月12日，东欧6国发生了剧变。西方国家在东欧得手以后，就加快对苏联演变的步伐。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把一个具有93年光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搞跨了，把一个有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搞跨了；把建立了将近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跨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变，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会变呢？这可以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原理来回答。从外因来看，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它的内因的作用。邓小平讲：“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2]是这些国家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有搞上去，是苏联东欧剧变的经济根源。第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是苏联东欧剧变的思想根源。第三，党中央的领导权被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持，是苏联东欧演变的组织上的根源。>我们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是苏联东欧剧变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引起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背叛社会主义而引起的。他们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丢掉了社会主义制度，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丢掉了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二是苏联东欧演变的根子在党内，只要党坚强，我们是能够抵御和平演变的。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汲取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坚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能预料。但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变化到什么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有些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矛盾存在看，机遇存在着，问题要善于把握。他强调：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变质。中国的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为此，首先是中国自己不要乱，要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把经济搞上去，使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再就是对外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要坚定地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我们党由于按照邓小平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策略，做到了在国际社会动乱频起，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形势下，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的红旗在神州大地上继续飘扬。
在西方和平演变和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下，我们国家内部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动乱。先是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在这紧急关头，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疏导，也包括用法律手段。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思想指导下，学生闹事逐渐平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到抑制。
1989年春夏之交，在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5月3日起，北京学生非法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并逐步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6月4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对这场风波的认识和态度作了阐述。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子。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还指出：这次事件暴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战略、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东西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80年代初就讲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这就是两点论。但是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总结我们过去10年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不够。以后我们怎么办？邓小平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2]他的这番话，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念。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的谈话，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作了全面的精辟的论述。这篇讲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熟和完善的标志。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形态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得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时代精神；它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是科学的、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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