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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比较研究要讲究方法论
庄福龄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它们又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实现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做出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贡献。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做出必要的分析、推理和论断。在比较研究中，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讲究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
第一，科学的方法论同唯物史观重视历史条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战争到和平，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就是在不断面对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发展的。如果我们不重视、不研究、不比较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怎样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也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何以能一脉相承而成为统一的科学体系，又何以能在当代做出重大创新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成果，当然只能从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转折上来考察，而绝不能脱离具体历史做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如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倾向，靠背诵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强制推行俄国先夺取城市而后乡村的革命道路；如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左”倾错误，否定新的历史条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阻挠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使理论僵化，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还有如抽掉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议论决策的是非，离开时代的背景而抽象地评论历史人物在不同年龄段的功过和贡献，等等。凡此种种，不是脱离必要的历史条件去做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就是结合根本不同或不可比较的历史条件去做肤浅的历史对比。从方法论上看，这种否定历史条件变化和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做法，“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同上书，第121页）。
第二，科学方法论同唯物辩证法所包括的历史性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做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做出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结论。进行比较研究往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看不到时代的变化和历史阶段的更替，仍然把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拿来做比较，其结果或者是用今天的要求与观点去评价过去的事物，做出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历史的论断，或者是用昨天的、过去的观点来评价今天的事物，做出今不如昔、否定现实、否定进步和发展的论断。两种极端的实质都是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因而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
就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来说，比较研究就是要比较它们是否回应了历史的特殊需要，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接力赛”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这样的比较研究比简单地做出好坏优劣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反映理论的实质，更加接近科学的真理。列宁曾经嘲笑那些随意抽取个别事例或玩弄实例的方法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和科学的对比不可相提并论。
第三，从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理论贡献来看，最重要的是从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的高度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是绝不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的，出现曲折和大幅度的后退，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要充分估计其艰巨性、复杂性和史无前例的特点。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就既肯定它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创举，又郑重地提出绝不要把公社神圣化，断言公社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差错的，甚至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要在一个长期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创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综观其中每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和威武雄壮的活剧，无处不凝聚着领袖人物的智慧、胆略和远见卓识。但是，任何人包括最卓越的领袖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完全洞悉一切，不犯错误，顺利地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有从创造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求全责备，不强求他们去做那些看不清、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拿今天能够解决而过去却难以提出的事情做对比，提要求，论是非；而是要根据历史的发展把握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机遇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
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包括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从事的这一伟大事业，既要从他们生前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研究，也要从他们身后的影响来研究，这里有一个如何把握创造世界历史的尺度问题。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例如，从毛泽东、邓小平历次倡导的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来看，其意义绝不限于当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任务，更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考察，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在纠正某些具体错误上，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揭露“四人帮”的夺权野心上，在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和制定正确战略上，在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上，仍然有着巨大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作用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突出。可见，考察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不应就事论事，而应做更长期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反思，不能把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考察的世界历史同一时一地的实际政策混同起来，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同上书，第166页）。
第四，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明确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解决他们的定位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创者，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为它指明道路，能够比其他人要先解决历史发展的“物质因素”所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人，都会造就出这样的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时代所造就而又推动时代前进的历史伟人。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关于邓小平，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他做出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可见，对两位历史伟人的比较研究，是从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地位上考察的，是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及其不同需要来考察的，是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创新进程中的贡献来考察的。比较研究就是要突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当做出的贡献，突出他们的时代特色，突出他们不同的历史性贡献，这样才能真正反映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对历史人物做比较研究、要紧紧围绕他们的本质特点进行，离开了这些，提出某些过高的、超现实的要求，就会使人物脱离实际，甚至走向神秘化；反之，离开了人物的本质特点，提出许多琐碎的细节做比较，就会把思想家、革命家降低为一般群众，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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