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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一、对“治国方略”概念的理解
十五大使用了“治国方略”这个概念。
究竟什么叫“治国方略”，它的内涵是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十五大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
孙中山的著作中有“革命方略”、“建国方略”的概念。在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写了一部著作，叫做《建国方略》。这部书有25万字，讲三个方面的建设：心理建设，实际是讲思想建设，孙中山认为，建设国家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物质建设，主要是讲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孙中山对此很重视。他说：“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这是国家建设的根本；社会建设，主要是讲民主政治建设。
孙中山说，建国方略就是规定“种种建设宏模”，“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是“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7、249、398页）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同我们讲的“治国方略”很相近，对我们思考“治国方略”是有启发的。
回顾思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情况，特别是他们的战略思想。综合起来看，所谓“治国方略”，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蓝图，如目标、任务、重点等等；二是为实现建设蓝图而采取的基本途径、基本形式、基本方法、领导艺术等等。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建设所设计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有时很难明确分开。
这里还想讲一点。讲“治国方略”，主要是讲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品格，智慧，才识，胆略，领导艺术等。这些，都是主观方面的东西。政治家只有凭借一定的历史舞台，才能演出一幕一幕的活剧。这个历史舞台就是客观条件，包括现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条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机遇等等。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有成功的治国方略的。不承认或忽视这一点，就可能滑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二，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由于历史背景、历史课题的不同，也由于主要领导人的状况（包括性格）的不同，在治国方略上也就有所差别。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从1949年至1976年，前后达27年。在这27年中，经历了建国、过渡、建设三段。在建国这一段，他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筹建新中国，并采取《共同纲领》的形式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肯定下来。1954年，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主协商和依靠根本大法，是这一时期治国方略的两个明显特点。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采取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进的方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采取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由农村推动城市的方略。这些，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创造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有两点很明显，一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二是注意抓重大的关系，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958年开始，搞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方略上，除了冒进的发展指标，要求“超英赶美”，主要采取大搞群众运动和抓“阶级斗争”（1957年作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不断升温）。这成了这一段时间中治国方略的两个主要特点。此外，人治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更主要的特点。十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不少，教训深刻。十年建设时期治国方略上这些消极的东西，在十年“文革”中恶性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邓小平作为主要领导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如果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为止，前后14年。邓小平作为主要领导人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概括地说，一是乱，二是穷。邓小平面临的治国历史课题，首先是要使国家由乱到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使国家由穷到富的振兴之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治国课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实现既定的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主要是第二步目标。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这一时期治国方略的主要之点。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叙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段。
三、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概述
十四年，大致可以分拨乱反正和开辟新道路两大段。可归纳为完成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辟新道路三点来讲。
首先讲完成拔乱反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很特殊的一段。因此，治国方略也必然带有特殊性。
国家乱，表现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包括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也反映在群众队伍和党组织自身，但首先是思想理论的混乱，特别是个人迷信和思想僵化。因此，邓小平先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继而大力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这一段，不是不争论，而是支持和鼓励争论。通过争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各种问题。
这一时期，问题成堆，矛盾错综复杂，既存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恶果，又在一定范围确实存在阶级斗争；既要着重反“左”，又有右的思潮出现；既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存在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等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如果搞片面性，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体现了高超的辩证法。他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又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着重反“左”，又注意反右；既坚决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求大家向前看；既要求解放思想，又要求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既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决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样，就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出现了团结稳定、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局面。
拨乱反正，不是简单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相结合的。早在1973年底和1979年初，邓小平就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回顾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治国方略的三个明显特点：就是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辩证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把拨乱反正与开辟新道路相结合。
第二，讲实现历史转折。
邓小平说，历史转折“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历史转折的内容是全面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思想、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是带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在当时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转折是很艰巨复杂的事情。
邓小平首先着重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和实质内容，也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他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复出不久时就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更加明确地提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5,82页）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就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会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对许多人来说，一时还难以理解和接受。邓小平就从正面阐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阐明发展生产力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同志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头三天讨论这个问题（这方面的文献至今没有公布）。邓小平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这是“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级的开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59页）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没有正面批评过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对顺利实现历史转折是很重要的。
先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关键问题，然后再实现其他方面的转变；在实现转折时，讲大家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道理，避开人们思想尚难统一的敏感问题。这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高明之举。
第三，讲开辟新道路。
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认真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251页）
开始时，我们沿用六十年代的习惯提法，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作重点转移后，邓小平很实际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1979年，他在一次同外国人的谈话中，用了一个新名词，叫“中国式的现代化”。1981年11月，他又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1,112,187,208页）到1982年十二大，他就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总名称。
所谓开辟新道路，就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逐步确立了这条新道路的主要之点。首先是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此同时，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坚持四项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样，就指明了这条道路的最主要之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就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总框架。
此外，邓小平又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主张。比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第一位就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军队；用“一国两制”构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以上这些，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治国方略。
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他比较具体地思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是1979年12月6日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大平正芳问：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是怎样的？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他首次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的小康目标。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框架基本形成于八十年代中期，标志就是1984年6月30日同日本客人的谈话（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日本客人冈田春夫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是怎样构思的？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全面讲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国内实行全面改革。他明确地说：“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一方面经受严峻考验，一方面又不断补充完善。
关于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形成，江泽民同志作了很好的论述。他说，邓小平“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继承或恢复了毛泽东治国方略中一些正确的重要内容，如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八大集中发展生产力的路线，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共同富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等等。但继承不是照搬，而是结合新的实际加以完善和升华。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治国方略中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更有创新。 四、邓小平治国方略的主要特点
在什么意义上讲特点，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比，与其他国家对比。
（一）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实质，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这是历史的结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这也是一个历史的结论。
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是一个穷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毛泽东坚持了社会主义，他也想发展中国，但实践很不理想。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这就是邓小平治国方略要实际解决的根本问题。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历史课题。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同时又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面都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必须将二者统一起来，有机地联系起来。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加快中国的发展，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邓小平治国方略的这一特点，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十月革命前（1917年8、9月），列宁就在他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1页）列宁已经意识到，从理论上、原则上讲，推翻旧制度，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会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要在实践中艰苦探索。八十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但总的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个重大课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务实，是邓小平风格的一个明显特点。他一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真正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页）他的治国方略，就是要实际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真正做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是，他的治国方略的每一项内容，又都有理论的依据。我们读《邓小平文选》，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某一种实际情况，为了回答或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讲道理，讲原则，讲方针，讲政策，讲办法。邓小平把发展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相联系，既使人感到理论讲得很实在，又使人感到他讲的实际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既具体实在，又有很强的理论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治国方略二者融为一体。这个特点也很明显。
邓小平也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很好理解他的治国举措。对于改革开放，他说：“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的道理也要讲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他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讲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提出：“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只有比较深入地理解了邓小平理论，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三）着眼大局，抓关键问题。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总是从大局着眼，以战略眼光提出和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也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上。1993年，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编辑工作就要完成的时候，邓小平说：“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在这里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来讲的。”讲大局，这是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一贯风格，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上。讲大局，一个是国际大局，一个是国内大局。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就是在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要求抓住时代主题转换这个最大的机遇，发展自己。他指出，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要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下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要求把科学和教育放在突出地位，作为第一位的发展战略。国内大局，主要就是发展。早在1975年，他就明确地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又说，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一切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服从这个大局。对大局要结合实际辩证地理解和掌握。比如，当出现不稳定因素时，稳定压倒一切，这也是大局。在全国的发展问题上，邓小平讲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这也是邓小平治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种不同意义上的大局，都是为了全国发展这个最大的大局。
邓小平治国方略很注意抓关键问题。比如，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等等。讲大局与抓关键是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问题也就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实施治国方略必须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只有抓住了关键，才能把握住大局。
（四）立足中国现实，坚持“三个面向”。过去，我们的发展目标和措施往往超越阶段，脱离中国实际，而长期的封闭状态又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因而缺乏远见。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邓小平在构思治国方略时就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首先审视了中国的实际。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中国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他敢于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同时下决心改变落后。在他的倡导下，我们改变了原定分两步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提出了分三步走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相应地创造了“温饱”、“小康”这样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新概念。这些，体现了脚踏实地的精神。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长298、300页）这些精神，都体现在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中，他既着眼于当前，要求不失时机，加快发展，但又着眼于长远。对于改革，他说：“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前五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1页）对于对外开放，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对于科学技术，他说：下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总之，邓小平强调：“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8页）既立足中国现实，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坚持“三个面向”，这也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重要特点。
五、从规律性高度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治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正确的治国方略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或反映了客观规律。我们实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已超过了二十个年头，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已经有条件总结概括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现在试列举以下一些。
1、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抓住主要矛盾，照顾矛盾全局；
4、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5、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6、从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全国共同富裕；
7、从温饱到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
8、正确处理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关系；
9、“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0、围绕基本路线，联系中心任务，朝着党建总目标推进党的建设。
所谓规律，概括地说，就是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是指某种必然性。以上几条，都反映了某些方面的内部联系，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或某一重要方面的必然性。抓住了规律性，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更自觉坚定地贯彻实施治国方略。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毕竟只有二十来年，我们只是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小段。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会遇到许多矛盾、困难、风险。因此，我们的治国方略还要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补充和完善。从现实情况看，还有不少艰巨复杂的课题有待我们去解决。人民群众对我们寄于很大的希望，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我们研究治国方略，应当把重点放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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