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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全面系统，而且辩证统一；不仅立足国情，而且面向世界，充分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性与目标性、继承性与发展性、开放性与选择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
一、高屋建瓴，全面系统
不是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论精神文明建设，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全局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是一个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以外，还受人们的自身素质、传统习俗、观念意识、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等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全面规划、整体建设、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才能达到目的。他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方针。邓小平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实践出发，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他不仅从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更从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文明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目标、任务和内容。邓小平第一次把精神文明归结到人的素质状况上，以人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等全方位的角度考虑，把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确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要注意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他认为，对于共产党员、先进分子而言，应当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但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不发达，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还普遍不高，因此，对大多数人民来说，应该树立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这个共同理想，在现阶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个共同道德，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更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来。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人的建设与物的建设的有机统一，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在空间上是全面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必须全社会参与；在时间上是持久的，寄希望于“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必须扎扎实实，常抓不懈。为此，他根据思想工作的特殊性和我国十年动乱的深刻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为主，不搞运动，重在建设，贵在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思想，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统一行动等。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体和领导。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教训和当前实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区别以往一切文明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内在逻辑结构的全面而具体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在的有机统一和互补，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理解，而且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跳出审视社会发展的单一经济视角的局限，转向多视角审视社会发展，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把握规律，辩证决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是邓小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立足点。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不是一般性的经验总结，而是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把握。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论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充分的现实基础；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和重要保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有着自身独特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遵循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如继承性、开放性、借鉴性。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脱离世界。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于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对于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垃圾，决“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始终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抓住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正确方向。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们精神生活的多层次、多样化和全面化的趋势，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个体的发展被置于广阔而多变的社会空间中，不但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而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对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日益广泛。因此，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现形式也应丰富多样、生动活泼，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在坚持规律的基础上，邓小平充分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满足都要靠经济发展来完成，因而物质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具有中心地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并最终起决定作用，因而他一再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逐步创造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所以必须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位”，这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功能。因此，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两个文明一起抓，才能建设一个科学发达、文化昌明、政治民主、法制健全、道德高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邓小平认为，应该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解决的是“心志”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解决的是“心力”问题。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邓小平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既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又要讲求经济效益；既要继承、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正确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要“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同上，第379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及其内在本质联系的辩证分析，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教训，正确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
三、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邓小平在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始终立足我国现实，面向世界未来。一方面，邓小平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人的需求意识日益多样化。经济的起飞使人们在思想上片面认为经济的发展才是可靠的，而精神因素充其量只是一种反作用，“物质文明是硬任务，精神文明是软任务”。同时，长期的贫困又使人们片面注重尽快增加和积累物质财富，甚至不惜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物质利益。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同上，第143～144页）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否则，“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同上，第154页）另一方面，邓小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因长期思想僵化而陷入困境，继而在改革中又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最后导致社会主义易帜、共产党更名、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重挑战和生死存亡考验的严峻现实中，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因而多次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语重心长地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它可能使社会主义垮掉，“垮起来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同上，第379页）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历久不衰，“要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同上，第156页）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
一切优秀的民族文明都具有两重性，一是它的民族性，即这种文明的民族特征，二是它的时代性和开放性，这是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活力源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正体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一方面，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立足本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体现。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既吸收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创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成果，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特征，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等。尤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与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因。另一方面，邓小平从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高度出发，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前沿进行总体考察。他总结了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多次强调要在国际格局的变动中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更好地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层次的人类新型文明。这些论述，对于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提高综合国力，迎接新世纪的国际挑战，具有伟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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