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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 正 文 】
一百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是仅见的对人类社会运动形成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晚近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所牵动的社会实践目前正在深入进行，因而在理论上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
像一切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身的三个环节：
一是它的方法原则。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分析对象并制定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它的总原则，还是它赖以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环节。
二是它的逻辑论证。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现实问题，不是单纯地反映现实，而是历史地分析现实，通过把握现实而预测未来，并为现实确定明确的发展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干，是它存在的基本标志。逻辑论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
三是它的策略理论。从根本上说，策略理论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理论体系。它具有自身特有的方法原则和不可缺少的逻辑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理论和逻辑论证都运用唯物辩证法，都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区别主要在于，策略理论考察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针对特定时代条件、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为特定的社会主体提供从事实践活动所需要的战略思路和策略路线；而逻辑论证则考察整个历史发展规律，从宏观上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说明和描述，其结论具有很强的时空涵盖性。策略理论包含了通常意义的战略和策略内容，属于直接的实践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环节。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依赖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开放性。
实践是连续过程。人类一切理论活动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也都是以现实为归宿的；然而，任何实践活动又都是以理论为先导的，或者说，是以理论为形式的。理论源于历史中的实践又高于它，因而能够指导现在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超越自身，因而能够修正既定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互为前提、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只有在人类发展的总过程中才能被理解。
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在两种意义进行：一是策略理论层面；一是逻辑论证层面。策略理论的发展仅仅源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所调整的是战略模式和策略步骤；而逻辑论证的发展源于时代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所调整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发展，都是从解决实际问题开始的，因而都具有策略意义。来自策略方面的突破，在实践中将不断深化自己的原则，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如果现有的逻辑论证无法包容这种发展，无力解释新出现的事实，它本身就需要改变了。
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现实，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初，邓小平理论被视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一致，人们尽可能寻找两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对接关系；然而，由于总体条件的变化，要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此时的最佳策略应当是“不争论”。“不争论”策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一方面，它填补了新生理论体系在一段时间内未臻完善的缺憾，使这一理论得以以完整面貌示人，因而不致影响其在实践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它提供了邓小平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之间的磨合机会，当无法做到双方一致时，人们在心理上就能接受对新的逻辑理论的探索了。
在此问题上的最大障碍将是政治考虑：一种在实践中发挥了如此重大作用的理论居然没有形成逻辑论证的支撑，人们又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人类一般认识规律的角度入手。这里需要确定两个前提：
首先，一种创新理论的提出，必然有一个完善过程；而它对实践的依赖，又使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同社会热点及难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看到，既为“热点”，就是社会矛盾积聚之所在；大的、长期的“热点”问题同时构成了“难点”问题，又进一步体现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人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往往已经在理论上作了比较深入、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实践上作了比较认真、比较全面的工作；但一旦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就意味着，现有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模式，从总体上不适应事物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人们从更深层次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渠道。
一般说来，事物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获得突破性进展。此时，由于矛盾诸方面已充分展开，解决矛盾的实践经历了诸多尝试，新的实践模式将更少片面性，也将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以实践作为突破形式的社会发展，其理论内容也往往是围绕着实践展开的。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品格，注定了它将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新的理论只有依据实践启迪，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突破，并最终形成完整的逻辑架构。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它的划时代理论涵义，往往是采取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往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背景。事实上，人们不能奢望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的理论，一下子就能取得一个十分清晰的面貌。要在一个庞大思想体系中表达时代的客观要求，新的理论刚开始必然带有原有理论的种种痕迹，其发展只能是渐进的。从整体上推行新的理论，只有在逻辑论证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后。这意味着这种理论到达其发展的新时期。
一俟新的理论能够为自身早已开始的实践提供完整的逻辑论证，就将为这一实践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从解决前人留下的历史课题开始的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属于整个人类进步历史的晚近部分。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对理想社会作了精彩描述，并且对组织新社会作了大胆尝试，却没能找到推翻旧制度、实现新制度的社会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的发现，明确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揭示了无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根源；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寻求解放的必然性。而无产阶级作为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其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运动。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那么，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式，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主义的诞生解答了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问题。
列宁认为，世界大战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联手遏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状况，使单独一国也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落后国家面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这些国家有条件率先进行革命，他们成功后应努力点燃发达国家革命的烈火，最终造成双方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
问题在于，列宁的设想仅仅实现了前半部分：落后的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发达国家却没能跟上来。直到今天，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
这一事实具有挑战性。但这种挑战似乎主要针对着理论领域。人们不得不面对一道难题：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先进国家实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首先由落后国家来建设这一现实呢？
至少在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者并没有鲜明地提出过上述问题。这里有两个理由可作解释：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建设事业在进步，国力在增强，各种探索性的努力在继续，并没有明确迹象显示落后民族没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在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在扩大，选择和拥护社会主义方向的力量在增加，而资本主义却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发达国家有望爆发革命，形成列宁所预言的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局面。
后来的变化尽人皆知。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型科技革命逐渐显示了它变革社会关系的巨大力量，乃至从两个方面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一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重又拉大。资本主义利用自身丰厚的经济文化基础，占据了这次科技革命的潮头，在六七十年代迅速革新了社会生产力，不仅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客观上也映衬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迫使它走上改革之路。二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掌握了核武器。这种武器所具备的毁灭能力，使双方的暴力对抗走进死胡同。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和平共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除非其内部发生变化，否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纯运用暴力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认：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并没有理由期待发达国家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列宁关于落后民族与发达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相当长期是无法实现的。
这同时意味着，要使社会主义重新对人类产生吸引力，必须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全面发展之后。这与以前不同。当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其吸引力往往是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而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其吸引力只能依靠它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超越。换句话说，当今天发达国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被社会主义所吸引时，它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变得落后了。因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国家实现的预言，过去不曾实现，现在无法实现，将来也不会实现。
那么，如何认识落后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呢？
如果把它视为偶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不采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则提供辩护——因为我们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能硬套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总体上处于尴尬境地——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实现的一切，还不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理中找准自身的位置。
如果把它视为必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把改革所取得的实际进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只是在实践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只是在策略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没有完成对新的实践的逻辑论证，还需要从起点开始去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两种判断之间的冲突，而把相互矛盾的结论强行统一在一起。但是，实践本身会显示出这种矛盾。正如理论界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维持了一种理论体系的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有着与当年布尔什维克相似的处境。当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若干先进国家——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列宁只是从策略意义上肯定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这无可非议：人们还没有条件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现象；即使个别人物把握了这种现象的本质，也无法立即公开地揭示这一本质，除非他甘冒陷入一场无休止争论的危险。因为，除了实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论证相抗衡；而此时的实践刚刚展开，它因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具备可靠的说服力。这是人类历史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特殊时期。
当前人的定论严重束缚着多数人头脑的时候，面对时代条件的根本变化，执政者有必要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不搞争论，运用“看准了的，大胆试、大胆闯”的策略原则，果断地在实践领域取得突破，用“发展”这种“硬道理”去说服人们，迅速开创新局面。
当然，绝对的“不争论”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做到不主动挑起争论，对已出现的争论持一种淡化态度。在这方面，强调对前人成说的变革是从策略层面进行的，往往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至少是换取持不同意见者的沉默，从而有效地赢得在实践领域内的发展。
列宁从策略层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被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大体上接受了下来。在一定意义上，列宁关于落后民族需与先进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逐步被演变成为一种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实行对抗的国际关系战略。它不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它们的经济建设模式。苏联、东欧后来的剧变，从最深层次原因分析，不能不说和这一模式有关。
邓小平理论的崛起，是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正式宣告了与苏东模式的决裂。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它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基本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从实践方面强行拉动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主义者借助于这一理论工程的完成，不仅能够把邓小平所开创的伟业进行到底，而且导致马克思主义重新与当代人类进步的潮流相融合，使其再度成为人类驶离资本主义雾海的明灯。
三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贡献是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方向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肯定了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体制的统一，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客观评价过商品经济在人类发展中的巨大积极作用，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采用这一发展方式。他们的理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生产所伴随的无政府状态会导致生产力极大浪费；二是商品经济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会带来社会成员两极分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从原来“自由放任”的商品经济模式，演变成“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同时兼容了商品方式和计划方式两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保留进而弘扬了其效率机制。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的选择，首先是以此为前提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3卷，506页）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这种占有权直接表现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将逐步使劳动能力强的人拥有更多的占有权，而劳动能力弱的人则减少甚至丧失占有权。一旦前者把自己的占有权分解为消费资料占有权和生产资料占有权，并且使后一种占有权与雇佣劳动现象结合在一起，就会导致剥削。
上述判断可视为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方式来发展的深层原因。
当年，与马克思同时期活动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圣西门主义者提出理想社会要“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应该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原则“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不可避免地“要求通常的社会阶级划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7～598页）。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等人也批评这一原则会导致“能力贵族”的出现。
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库尔曼所主张的人们的占有和消费都应取决于他的劳动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为此，必须用“按需分配”代替“按能力计报酬”，使“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参见前引书，636～638页）。
此后，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化了他和恩格斯在40年代关于按劳分配的认识，意识到理想社会在最终实行“按需分配”之前，必须经历一个“按劳分配”阶段。但是，马克思对此有三项特殊的界定：一是强调“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指劳动时间，由此淡化了劳动者之间能力差别的重要意义；二是强调“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和货币的条件下实行的，这就杜绝了拥有剩余消费资料的劳动者通过货币积累将其转化为生产资料，并通过与劳动力商品交换，最后去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性；三是强调“按劳分配”在原则上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只能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者不应停留于此，必须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发展。
理论界流行的意见与马克思的本意是有出入的。相比之下，毛泽东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从逻辑可能性上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用物质激励的办法，通过多劳多得，褒奖劳动效果好的劳动者；二是用精神激励的办法，倡导大公无私，褒奖集体主义精神强的劳动者。
物质激励的办法就是张扬按劳分配原则，其社会经济环境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精神激励的办法就是张扬共产主义观念，其社会经济环境就必须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这两种原则上升为一般社会管理模式，都是没有先例的；但物质激励原则曾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明确否定过。而对善于依靠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毛泽东来说，精神激励原则却极富可行性。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即为一证。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身处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国家领导人，却从实践中体会到，仅凭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而依靠物质利益的激励，则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鼓励这类尝试和实践。
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的。毛泽东试图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突出政治”的结果，是人们千方百计在政治领域寻找经济利益。原本应该在物质生产中大显身手的人，现在却转向了政治角逐。这种氛围大大鼓舞了那些投机者。这些家伙兴风作浪，屡灭屡生，使伟大如毛泽东者也无法从政治纷争中脱身，不得不倾大力“抓革命”，对于“促生产”则只能流于应付了。
毛泽东的这种失败为邓小平从另一个方面做出选择奠定了充分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当邓小平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全面展开之后，物质激励原则本身所蕴藏的矛盾就渐渐显露了。
四 邓小平理论面临的基本发展任务是如何完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任务是同时在两个方面显现的：
一是在通过市场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还有一些人心存疑虑，一遇到矛盾和问题，就归罪于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就非难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停留在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结论上，对于沿着完善市场体制方向的改革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
一是在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问题上，有一些人不注意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忽视或淡化社会主义的方向，有意或无意忘却社会主义的本质，一味照抄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一有可能，就把完善市场体制的改革举措搞成渐进的全盘西化。
上述两个问题虽然相互矛盾，客观上却彼此支持。一种倾向的存在导致另一种倾向的形成。双方都以自身的片面性肯定着对方的片面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作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创新事物，公有制市场经济不能脱离既定的文明成果，必然要从现存事物本身的内在否定机制中发生。其基本特征就是现存事物以倾向性的思路在创新过程中交替出现。它们都向极端方向推演，用彻底性展示自身；又都因片面性显示缺陷，导致对自身的否定。从逻辑上说，这一矛盾的消解取决于这一矛盾运动过程本身：人们既不能完全回到传统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投向资本主义；既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排斥资本主义。无论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将是一个扬弃过程。
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质的意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契机是当代新型科技革命提供的。
就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本身而言，其以竞争为特征的运行机制本来就存在二重性：一是优胜劣汰，把劳动者分为三六九等；二是促劣变优，使劳动者能力趋于同等。问题在于，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前一种趋势因其“马太效应”，往往自发地遏制后一种趋势，使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滞留在两极分化状态。
当代新型科技革命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这一点：
其一，这场科技革命使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点历史性地转变到科学技术领域。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已成为共识。知识形态的生产设备、工艺技术、管理手段，作为精神产品，一个人运用与所有人运用都不会破坏它本身的使用价值。科技革命的发展将导致物质生产资料作用的弱化，使其对人们劳动行为的制约减小；因“马太效应”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在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从而将有更多的人获得发展自身劳动能力的机会。
其二，这场科技革命使教育变成基础性产业。信息量的猛增，使终身教育变得必要；而传播手段的进步，使教育越来越普及。这意味着，劳动者缩小彼此能力差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竞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必然会转化为一种学习的动力。这在客观上会加快劳动者能力水平趋近的进程，使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平等的作用越来越显露出来。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两种趋势存在着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是一种始终存在的现象；但随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因此促进了这些国家教育水平的普及与提高，劳动者能力出现了接近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从实际上影响到两极分化的基本社会格局。整个说来，资本主义走的是一条自发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的构想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文选》，第3卷，374页）
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利用公有制条件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转变成“奖优扶劣”，并为“促劣变优”提供尽可能多的条件，以加速其发展进程。
在目前情况下，社会主义沿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改革需要把握三个基本策略：
第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社会主义赖以自觉调整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保障劳动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人、农民基本权益的根据。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根据具体情况，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总量平衡的角度，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利益群体采取某种倾斜性政策，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无论是发达地区“多交利税”，还是他们向落后地区进行“技术转让”，归根结底也将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动摇。市场自发机制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应该能够和社会评价体系对集体主义的张扬统一起来。因为人本来就存在着这两种需要。事实证明，生存在温饱线以下，自然性需要对大多数人起着支配作用；一旦人们越过温饱线的限制，其需要的可塑性就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通过强化精神文明的作用，使贫富差距不超过两极分化这个“度”，最终使市场经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坚持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基础地位不动摇。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必将集中体现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平等局面，必将通过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来体现。可以设想：最初，是前者带动后者；往后，则是后者带动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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