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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恳切地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
让我们首先探讨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即它在根本上或最一般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为此，必须在哲学层次上，并沿着决定其性质归属的历史轨迹加以考察。由此可以看到，它的实质是一种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当代中国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哲学？马克思明确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这个论断不仅揭示了真正的哲学的本质， 指明了哲学随时代变迁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强调了必将出现的新时代的哲学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的最主要之点在于它同现实世界变化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它对以往哲学的存在形态的突破。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它不再“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是“面对”“当代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般”，“进入”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其“活的灵魂”的作用。（参见同上书，第219、220页）所谓真正现实的哲学，指的就是这种既反映现实世界、又融入现实世界，关注现实世界变革和哲学形态创新，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活的灵魂作用的哲学。
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为什么是一种真正现实的哲学？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生涯之初，就曾强调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1页）这一思想内在地规定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即创立以实际地改造世界、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革命理论。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始终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回答人类社会“往何处去”这个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在方式和方法上，则是强调通过彻底批判现实，“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这样，探究事物的最一般道理， 作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存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有的本性。就是说，它必然要着眼于考察自己时代的本质特征，概括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的内容和外部表现，都必然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始终是自己时代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又何以是当代中国的真正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存在方式上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决定了构成其发展的每一种理论形态，不仅必须具有概括、反映时代变迁的时代特征，而且必须建构与具体实际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确保其活力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不具有时代特征，就意味着僵化和停滞。至于民族形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真正现实的哲学，其根据就可作如下分析：
先从时代特征方面来看。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在这里，“和平”与“发展”是作为“带全球性的战略”，即用以驾驭和指导全局的策略提出来的；并且，它们始终是“问题”，而不是既成的现实。然而，这两大“战略问题”，又确实是对当今世界的诸多矛盾及其集中表现的科学概括，从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事实上，“和平”与“发展”，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必须面对和力求解决的共同问题，并在根本上左右着每个国家、民族以至个人的活动。就是说，争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把握的世界主题，是他们正在通过艰苦的努力、甚至尖锐的斗争加以解决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争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在理论上正确地概括反映这个本质特征，就是抓住了当今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真正现实的哲学，其重要根据之一，就是因为它切实做到了这一点。
再从民族形式方面来看。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和历史任务，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5页）为此， 必须深刻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面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总结归结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和深入研究的根本问题，即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说，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发出的强烈呼声；研究这个问题，是把握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客观要求。换言之，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提到新的历史时代的高度加以思考，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为确保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开辟新的道路。而邓小平同志正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事实表明，正是这种理论形态，是真正现实的哲学最切合当代中国实际的表现形式，是这种哲学在当代中国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最有效的实现形式。
二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它所特有的决定它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它的实践性。这不仅决定了它必然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而且必然具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是它特有的根本宗旨和主要意义所在，是它的全部内容和功能的集中表现，是它所反映的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汇集并贯穿于它的整个体系之中的“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其实是它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系统的质的规定性，具体地表现为它的精神境界、意识品性、思维方式和思想态势的特点；对于力图把握它的主体而言，则是对他的主观世界的根本性的客观要求，他必须使自己的精神境界、意识品性、思维方式、思想态势与之相适应。据此，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彻底变革现实、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和宗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理论上表现这种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 页）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精神境界。他不仅始终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且具体地阐明了实现这种变革的根本任务和手段。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而“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为此，必须采取革命和改革的手段，首先大力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370页）不仅如此， 他还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诫全党：“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第3卷，第372页）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境界的内在要求，即它的主体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并且按照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大胆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这样的创新的光辉典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创造性发展的伟大成果。
无情批判一切，促成观念创新。这是上述根本立场和宗旨的必然的逻辑要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特有的品性。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此，“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在马克思彻底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摆脱神秘形式而获得合理形态以后，这种意识品性更升华为真正科学的辩证理性。其内涵的最根本之点就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邓小平同志忠实地继承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并且赋予了它以新的涵义。他说：“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辨证法。”同时又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页；第2卷，第333—334 页）不仅如此，他还据此揭示了思想变化、观念创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创立过程，就是弘扬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审视、分析、评判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过程。其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即通过对这三者的批判性反思，科学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正确提出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坚持实事求是，贯彻循是行事。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实质和核心，是这种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 页）邓小平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382页；第2卷，第114页）正因为这样，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自己：在理论上，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249页）正是这种认识和实践， 铸就了他的一贯重实际、重实干、重实效的可贵品格，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贯彻循是行事的科学精神。需要指出，实事求是和循是行事是相互制约、彼此统一的，实质都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它们同上述精神境界、意识品性和下述思想态势，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丢弃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背离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打破思想僵化，不断解放思想。这是共产主义者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基本前提，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在思想上必须保持的一种态势。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关键则是解决主观方面的问题，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并且，这种“符合”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静态结果，而始终是处于演变之中的动态过程。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势必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害。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论述了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及其实质。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364 页）同时，他还通过剖析思想僵化的种种表现，指明了解放思想的具体任务和途径：一是要破除“条条、框框”，即错误的思想观念，包括本身不错但遭到曲解的各种观点，也包括已经过时的或本来就不合时宜的各种观念；二是要纠正“随风倒的现象”，即错误的思想意识，其核心是围绕个人私利决定价值取向的意识状态，虽无非分之想、但求明哲保身的精神状态当然也在其列；三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可以理解为泛指错误的思维方式，重点是教条主义，也包括经验主义。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当然，解放思想并不是胡思乱想，绝不意味着可以胡言乱语，更不能允许胡作非为。为此，他还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准绳：一是“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不能“讲现话、空话”，不能只是“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280页）显然，没有理论上的这一创造性举措，就不可能引导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姓公姓私”的思想顾虑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思想之所以同实事求是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髓，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三
邓小平理论的上述基本精神，是同它的内容特质相辅相成的。邓小平理论的内容特质是当今时代的科学的世界观。相对于它的理论本性，这种内容特质既是它的哲学实质的生成根据，又是它的哲学实质的系统展现，因而具有更深刻、更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也正是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华文明建设中发挥其活的灵魂的作用的内在根据。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和了解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根本观点。对于邓小平理论来说，这个根本观点则是它成为科学的世界观的既有前提，邓小平同志将这个前提归结为一句话，即“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不承认这个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它涉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决策上的种种失误，所谓法轮大法之类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其世界观上的原因就在于背离了这个前提。同时，也绝不能因此而搞简单化，将科学的世界观归结为坚持“唯物论”，坚持“无神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搞脱离客观实际、丢弃事情本质的空洞的抽象，势必背离马克思主义，导致世界观问题上历史的倒退。这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中更是极为有害的。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标志性内容。对于邓小平理论来说，由于其本质上属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哲学的范畴，唯物史观更是它的世界观的实质和核心。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并且作为自己理论的坚实生长点的，就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即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还特别指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370页）可以说， 他的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以关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的唯物史观，是融汇了一系列新成果的当今时代的唯物史观。
其一，关于社会历史变革的基础。任何生产力都是人们的一种既得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又是历史活动的新的起点，因而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在当今时代，要想继往开来，有效地推进创造历史的活动，就必须明确这个基础的当代特点。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地概括了生产力的当代特点，从而成为唯物史观在当今时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如果无视或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抛弃唯物史观的社会实践基础，背离它的现实的生存条件和服务对象，从而把它变成既无生命活力、又无存在价值的僵死的教条，这样，当今时代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无从谈起。
其二，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式。“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的深刻内涵在于：革命和改革具有共性，即两者都是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和手段，因而实质上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式；只不过它们的意义有所不同，前者是指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变革，是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形式，后者则指一种社会形态自身的变化，是社会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形式。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达到发展的目的，就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117页）事实上，世界各国为了在开放的世界中争得适合自己的地位，也几乎全都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革。这就表明，坚持改革、实行开放，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的和现实的形式，或者说，是当今时代社会历史发展形式的基本特点。
其三，关于社会历史活动的准绳。科学地确定这种准绳，是人们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自觉性的集中表现，也是确保他们的活动有效地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既“合理”又“有利”的标准，是一个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标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此为准绳，评判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是非得失，这在当今世界各种价值观尖锐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而也是唯物史观在当今时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不坚持和贯彻这一点，树立当今时代的科学世界观就是一句空话，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蕴涵着邓小平的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仅是评判社会历史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而且也是我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认识与改造主观世界和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统一起来，必须抓住的根本之点。
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的一条红线，是确保科学的世界观成为有机整体及其活力的根本内容。无论是自然观还是历史观，“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8页），都切实贯彻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不仅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不仅始终坚持唯物辨证法，而且融入了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系统性原则。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世界，在根本上是由客观世界的根本性决定的，其现实的意义则是反映了现代化社会实践的本质特点。事实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有重点的、有步骤的改革方针，制定和实施长期的、多方面的、清醒的开放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路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顺应了世界观变革的这种历史必然性。
四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其实是对人们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种方法为反思对象并使之从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方法论。因而它的真实意义，归根到底，在于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并且，由于人们的这种活动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过程之中，它还始终是随着这个过程而演化的方法系列的发展环节。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过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 页）作为当今时代的科学的世界观，邓小平理论同样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同样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要真正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还必须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考察，深入了解它所提供的方法的本质特点和实现机制。
邓小平理论提供的方法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它是继往开来的过程所取得的成果的集合体，因而内容十分丰富，并且形成完备体系。同它的科学世界观的实质相适应，它所提供的，是正确思维和合理行动的一般前提，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基本规范和准则，其间虽然也有层次和领域的差别，但全都是哲学层次上的、最一般的方法。诚然，从它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来说，它也提供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对具体的方法，但相对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工作而言，这种方法无疑也还是一般方法。总之，邓小平理论提供的方法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它是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指南，规定了它的指导功能的实现机制的基本要点：
首先，恰当处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作为正确思维和合理行动的一般前提、基本规范和准则，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必须依据的基础和条件，绝不意味着可以取代各行各业丰富多彩的具体工作；它作为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指南，也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必须遵循的方向和进程，决不是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情况和问题的答案。相反，要想有效地实现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功能，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具体地把握具体工作的方向和进程，恰当处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提供的方法是一种科学抽象，它作为正确思维和合理行动的科学指南的功能，只有在它同具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彼此转化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和确证。而根据真实具体形成科学抽象，遵循科学抽象变革真实具体，正是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实质之所在，从而也是创造性工作的要义之所在。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292页）其中所蕴涵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的结论？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应当而且必须遵循。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2页）因此，即使是十分明确的结论， 也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到处套用，而必须把它作为继续发展的前提，结合具体实际深入进行研究，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其次，恰当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满足中介性条件的要求。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归根到底只有通过实践，切实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得到实现和确证。而任何实际问题总是具体的，总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只有将它置于这种辩证关系中进行考察，才能恰当地加以解决。其实，遵循一般又不滞留于一般，而能以一般道理为指导解决特殊问题，尊重特殊又不拘泥于特殊，而能以特殊情况为根据悟出一般道理，正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方法论真谛之所在。邓小平理论提供的是哲学层次的最一般方法，一方面它具有最大的普适性，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又呈现最小的现实性，不能直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它应该并且可以统摄较低层次的其它方法，但并不能取代后者；相反，它不得不依靠后者，因为它的功能的实现必须以较低层次方法的成功运用为中介条件。就是说，只有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将哲学层次的一般方法同较低层次的有关特殊方法结合起来，整体地综合地加以运用，才能真正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我们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整个国家之所以必须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充分重视各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每个领导干部之所以必须了解和掌握有关的科学技术，努力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复合型人才，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最后，恰当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坚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说到底属于思想范畴，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实现邓小平理论的人无疑是遍及全党全国的群体，因而其间必然存在一个内部关系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关系，则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坚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分析和概括，就是：一方面，必须养成和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必须懂得和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其中的关键在于，领导必须牢记群众是自己“服务”和“负责”的对象，必须明白群众是自己做好工作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要善于从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强调，“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将从实际出发同从群众意愿出发统一起来，确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才能将正确认识、科学决策、有效实践三者统一起来，真正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总之，坚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切实运用它提供的方法，有效实现其指导功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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