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指邓小平关于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文化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一）确立物质文化建设的优先地位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文化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问题。毛泽东曾以非常精炼的语言，论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663～664页）。在解决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毛泽东这个基本观点，从社会整体结构中划分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1941年5月，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页）。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1987年10月，他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这篇谈话中又讲：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同上书，第25页）。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其含义，即是毛泽东所说的“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文化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观念形态的层面，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结合，形成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关系，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济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范式），而且为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参见俞吾金所著《邓小平与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邓小平谈文化，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文化范式出发的，因此他不仅关注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更关注物质形态上的文化，并把后一种形态的文化看作是前一种形态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文化观的根本特征，就是对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总是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3页）。 这段话告诉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就得承认，物质文化（或物质文明）始终是观念文化（或精神文明）的基础。后来，邓小平在《关于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问题》这篇谈话中又强调指出：“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1页）。邓小平的科学表述说明了作为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是由特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的，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看，它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在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经济是最后决定的力量。因此，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对经济的绝对依赖性：“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4页）。只有从经济的发展出发，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才能真正认识文化的本质。
正是因为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唯物辩证原理，邓小平确立了物质文化建设的优先地位，实现了文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并制定了观念文化建设的主导性原则。
（二）制定观念文化建设的主导性原则
如前所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文化范式出发，邓小平始终把物质文化的建设放在优先的地位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社会主义观念文化（或精神文明）的建设。他反复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同上书，第123页）。 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观念文化并不是物质文化的消极的分泌物，相反，它常常作为重要的因素反作用于物质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之后，又具有其自身运动的特殊发展规律，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起作用的能力。这就是观念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亦即观念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它表现为一定的意识、观念、精神、思想、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等，并由此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活动，从而引起不同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结果，与经济必然性一起，形成历史发展的交互作用。
首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观念文化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在解释精神文明概念时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6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坚持共产主义。而在阐明观念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导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词在邓小平那里并不是形式主义的套语，而是体现了他对这些术语的本真精神的创造性的发展。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什么社会？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文化范式的肯定。事实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比较起来，邓小平已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术语以崭新的时代的内涵。应从这些新的内涵出发来理解观念文化建设的主导方向。
其次，邓小平确定了观念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是教育。众所周知，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而人的文化素质是通过教育来提高的。教育上不去，人的现代化实现不了，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一句空话。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7页）。由此可见，抓好教育乃是观念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二、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体。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谁是文化创造主体的问题作出了最根本的判定：“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从而揭示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主体应属于人民大众。邓小平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观点。具体地讲，邓小平的这种文化观，体现在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上：
（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人，文化应反映主体的活动，充分地积极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化只有反映主体的活动，才能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面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必须努力表现人民群众，才能直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邓小平从我国的历史、国情和人民群众“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文艺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文化读书周报》1992年8月29 日）。在邓小平看来，文艺工作者的天地实际上是非常广阔的，他们应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深入生活，通过艺术形象和符号反映出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物和新思想，“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3页）。
（二）文化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著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论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又同时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过分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政治属性，有一定的片面性；新中国建立后相继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不仅助长了文艺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还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策动的“阴谋文艺”提供了论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是，必须指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并非普遍准确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论点，但他对中国革命文艺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论断，并非都仅仅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出发，他的文艺思想的灵魂和核心始终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忠实地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早在1975年，他就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34页）。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以对待毛泽东思想一贯采取的原则的科学的态度严正指出：“我们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 第158页）。“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或者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都同样是“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上书，第182页）。
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邓小平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战略家的高度，从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出发，针对中国的国情，结合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果断地作出新的论断和科学的概括。如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同上书，第220页）。 这是邓小平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在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有力批判，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特殊贡献。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思路，党中央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三、依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确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根据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派生的。但意识形态本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的社会根源，指出它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每一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彼此隔绝、毫无联系的。每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同以往时代的思想成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继承关系，使其沿着历史的转变持续向前发展。一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根据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辩证法则，指出要处理好文化的继承、借鉴、批判、创新问题，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此外，他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3页）。从这一基本结论出发，观念文化的建设自然也不能游离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易言之，观念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就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继承和借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要处理好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化和国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历史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每一时代的社会文化，虽然以各时代的现实斗争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去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却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不能不以已往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的必要资料，不能不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作为自己的“流”，踏着前人的遗迹前进。凡人留传下来的，包括外国传过来的经验和智慧，只要有利于后人实践斗争需要的，都会被后人吸收过来，作为形成自己文化的素材和原料。这种前后继承的关系，实际上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既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遗产，又要认真地剔除其中的糟粕，他说：“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5页）。这就告诉我们，在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决不能抛开原有的文化基础而主观地、唯心地去凭空创造，必须辩证对待、充分利用原有文化遗产中优秀的成分，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做好传统文化的清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中国当代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上，邓小平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文化范式出发，从“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国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同上书，第88页）。这段精辟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在处理世界文化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原则。按照这个方法和原则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吸收，重点应落在汲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这一点上。
（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双百方针”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也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邓小平看来，“双百”方针是对观念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的抽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努力按照这一方针办事，并致力于把这一方针制度化、法律化，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和创新发展，以便大大地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