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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在长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武器。深刻领会和把握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对于深化和推进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但是，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根据全党的中心工作及其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一思想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时间点上来认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发展脉络。
1.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的客观要求（80年代初）。
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如何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度发生的办法，这个严肃的课题实际上已经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邓小平通过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对此作出了深刻的解答。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以下引文只注卷次和页码。）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具体的政治制度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他还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第2卷第327页）由于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第2卷第329页）。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从制度上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隐患，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经济体制改革呼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中期）。
我国传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种体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广泛发展，用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其弊端日益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第3卷第138页）。他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指出还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率先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使亿万农民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村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扩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把政企职责分开和简政放权作为此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推动这项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深入展开。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滞后的政治体制巨大的掣肘作用开始显现。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没有转换，与企业旧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打破，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有的主管部门虽然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但依然以行政手段直接经营管理企业，阻碍了政企职责分开，束缚了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的发挥。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第3卷第164页）“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3卷第176页）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3.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末期）。
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并将其看作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人们不得不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理性的审视，以保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和每一个步骤，应该是有利于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偏离这个目标的轨道。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同志一方面重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第3卷第284—287 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就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第3 卷第313页）
如何才能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强调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又针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分化所导致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增多的情况，反复告诫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负责，满腔热忱地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同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多民族国家，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4.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90年代初）。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1987年2月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第3卷第203页）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人谈话时，针对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第3卷第364页）为此，1992年1月18 日至1992年 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第3卷第373页）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为11.6％，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效和市场无力解决的问题。因此，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已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为政府作为一个行使公共权力机构，在过去计划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使整个经济依附于政治权力，变成了“权力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们开始更多地注重物质利益，要求在有序的环境下参与竞争，然而这种“权力经济”与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非改革不可。只有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业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才能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为建立高效灵活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扫清障碍。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系统工程，必须有科学明确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确立主动参与的政治意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洪流中。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结合了旧中国留给我们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的现状，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目标系统。
1.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邓小平同志总结几千年封建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邓小平始终把民主政治建设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第2卷第168页）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而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政治既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邓小平始终强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法制。因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运作程序，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自治等，都需要法制加以确认和保障。
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系列论述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任务，将其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精心的设计与规划，这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2.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和整体推进，滞后的政治体制与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之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此，他明确地设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第3卷第178页）根据这个总目标，针对当时的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如理顺党政关系、克服官僚主义、简政放权、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实行政企分开等问题，他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第3卷第177页）
邓小平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近期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二者的关系是，用长远目标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和总方向，用近期目标指导并推进当前的改革过程，通过有效地简政放权，理顺党政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确实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健全干部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过多次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第2卷第341—342 页）邓小平在论及坚持党的领导时同时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他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是要理顺党政关系，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
2.调整权力结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总病根”。所以，改革必须首先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认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展，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第2卷第321页），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一是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第2卷第339页），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同时，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实现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邓小平认为，以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为目的的权力下放，不是不要集中，只有该集中的“认真集中，”才能“把效率提高一些”（第2卷第282页），如果把权力下放同中央拥有的必要权威对立起来，或者破坏了集中统一领导，社会就会导致“乱哄哄”，“各顾各，相互打架，互相拆台”。所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要有权威”。（第3 卷第277—288页）邓小平有关权力下放的论述，的确指出权力下放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以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3.精简机构，实现政府工作高效率。
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搞好机构改革，是搞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1980年3月， 邓小平就提出精简机构问题。他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军队和国家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他的这篇讲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消肿”，第二个就是讲“改革体制”。1980年8月， 邓小平同志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在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机构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央讨论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谈话中，突出地讲了政企分开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问题。从邓小平一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机构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位置，这对于我们总结我国历次机构改革经验教训，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为我国机构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现代化。
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第2卷第326页）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第2卷第331页），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3卷第380页），“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第2卷第321页），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强化监督机制，这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第2卷第150页）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如何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注意工作方法”，深化改革，另外还要强化监督机制。邓小平一贯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要接受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环境，邓小平认为要消除官僚主义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现象，促进机关廉政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督。只有从制度上到作风上克服了官僚主义，我们的经济事业与各项事业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6.加强法制建设，实行责任制。
邓小平十分强调加强法制建设，他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2 卷第359 页）在这里邓小平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党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可见，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重视。他认为，只有健全法制，才能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具体管理制度中，邓小平强调要加强责任制。在党与国家机关中，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要明确责任到人，以此来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只有从上到下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明确规定每个机关的职责权限，才能避免各部门之间遇到利益相互争夺，遇到责任互相推诿的行政弊端，才能真正促进各级机关工作作风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1.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最大实际。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仍不很发达，文化教育更显落后，公民素质普遍不高，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都很薄弱，这些实际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坚持从国情出发，描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2卷第163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3卷第265页）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坚持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
2.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有计划、有秩序地平稳进行。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3 卷第332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和反复比较中作出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我国改革政治体制并不是要否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方面又要具有灵活性。邓小平强调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他又客观地看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第3卷第240页）。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第3卷第2页）。因此，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
3.积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程序时，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改革的积极性与稳定性的辩证关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和既定的模式可照搬，必须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意味着十分深刻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改革都会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往往会触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障碍，很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选择的方式和时机很重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生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第2卷第341页）他一再告诫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3卷第118页）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破坏了政治稳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动摇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总之，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家非凡的政治智慧。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科学正确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更好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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