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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历史观，即使是相同的阶级，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正确分析、揭示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领袖的血肉关系，提出了评价革命领袖功过是非的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原则和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法，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笔者不揣浅陋，主要围绕邓小平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作一探讨。
一、坚持唯物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正确揭示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切剥削阶级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史观，认为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陪衬。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人类历史的主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身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评价历史人物》，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版，第24页。）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218页。）中国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与人民的关系如此密切，但还是要从根本上肯定“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7页。）党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实践的具体履行者，任何人都不能自恃见多识广，鄙视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那种“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1950年他告诫西南党政领导说：“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不管你有多大能耐，只要“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40-41页。）因此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基本观点，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为转移。战争年代，“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页。）决定于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和适当的对敌斗争方法。“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235页。）和平建设时代，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就是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党用以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积极性的一面旗帜。作为我党的精神支柱和理论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但“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3页。）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那么什么是领袖呢？他借用列宁的话说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但领袖不是官封和天生的，“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5页。）他们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们集中了群众智慧，代表了人民利益，是群众中的精英。革命领袖对历史发展起了加速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就是充分看到了像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由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卓越领导，大大缩短了中国革命的时间，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要弄清“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页。）当然，“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但是领袖的作用不是无穷无尽的，“个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任何杰出个人将一事无成。“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邓小平指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3页。），因此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对领袖的尊敬是正常的，但“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不能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等同起来，变成历史的二元论，更不能把杰出人物的作用说得无穷大，变成实足的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最终推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此前提下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重要性，承认他们对历史的加速或阻碍作用。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评点历史人物，是邓小平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跳出感情圈子，坚持全面公正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得出正确的结论。其特点表现为：
一是评价历史人物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绝不盲从或轻率下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历史，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任何人都活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本质不能凭空想象，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去理解以前的历史，否则得出的结论不会符合客观实际。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终身，但“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有的错误还相当严重。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除了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邓小平指出，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肃反扩大化，客观上是“环境的确紧张”，人们在提高警惕的同时，“脑子发热，分析不清”，主观上“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如果非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是根本解释不通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邓小平肯定地说，1957年“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但“错误在于扩大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他自我批评道：“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1958年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但责任同样不在毛泽东一人身上。1980年邓小平鲜明地指出：“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刘少奇、周恩来和他没有反对，陈云没有说话。总之，左的错误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熟悉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大跃进”是左倾思想亚性发展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进行纠正，但对教训总结不够，不久左倾思潮再度膨胀，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被打倒。同时毛泽东所犯错误还与制度不健全，封建主义遗毒没有完全肃清有关。邓小平曾经讲过：“制度是决定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党内民主作风等建设，虽取得过一定成绩，但远“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由于“一言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这样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使毛泽东“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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