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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与沙健孙商榷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1417  更新时间:2006-4-5 2:00:04  文章录入:中国文秘网  责任编辑:中国文秘网

【 正 文 】 
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所载沙健孙的文章《土地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下简称沙文),颇受启发。但是沙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们认为还有待讨论。现就沙文中的两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第一个问题,沙文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会连续发生“左”倾错误。 这个问题,沙文主要是引用了毛泽东的分析。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比较全面地从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沙文还补充了1956年毛泽东指出的王明主要错误“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沙文认为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因为共产国际当时存在“左”的错误,中国党就照搬了共产国际的做法。我们认为,连续三次发生“左”倾错误主要是中共党认为党内右的思想严重,不间断地反右倾的结果。同时,也是党内缺乏民主作风,实行家长制统治的结果。 
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连续发生“左”倾错误负领导责任,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则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应负主要责任。大革命失败时,为了纠正右倾错误,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华,宣布中共中央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反右倾成为中共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政治上使党有新的出路,组织上使党有新的生命”。(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第221页)但会议基于对国民党残酷屠杀政策的愤懑和右倾错误对大革命的危害,“左”倾思想明显增长。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对此,周恩来在1944年3月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1927年“八七”会议的缺点是,“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从此,很长时间内,党内把陈独秀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要提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言而喻,就是陈独秀。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先后给党中央写过几封信。信中认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现时群众虽有斗争,而拿它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88页)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书》1927.11.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因此主张“偏重经济的斗争”提议用“四不”口号唤起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8-449页)中共中央在获悉陈独秀的主张后,在广州起义前夕,有“非常欣慰”、“非常之必要”等表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5-446页)并在肯定陈独秀经济斗争、“四不”口号等基本策略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然而,广州起义失败后,陈独秀的低潮论遭到否定,连原先被中共中央认为“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的“四不”口号,也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志。尤其是陈独秀的“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等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8-449页)更被说成是“超等机会主义者论调”,是以前“政客式的落后的,不信群众力量,不见群众力量,简直没有群众的估计”,甚至称之为“虚伪老成的机会主义余毒。”(《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9期,1928.2.2) 
对这些“超过事实的指摘”,陈独秀表面上“默不答辨”,但他期待中共六大“新中央”受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43,第113-129页)能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加以相当的矫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04页) 
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基本上纠正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经过一年的努力,党在白区的组织得到相当的恢复,根据地的红军也由小到大顺利地发展着。但是,中共六大并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及时肃清“左”倾错误,相反自1929年下半年随着共产国际及苏联方针、政策的变化,党内“左”的思想有了抬头的趋势。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8页)在这种背景下,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多方面修改了“六大”的理论和路线,强调反富农,强调“直到现在,右倾还成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批判“六大”有关党内民主生活原则所产生的“误解”等等。这又为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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