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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301（1999）06－0043－（06）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的名字特别响亮。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经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作为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它们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尤其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上，在它指引下，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在它指引下，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历史钟情准确把握历史现状的思想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产生的。 自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民主革命的号角也同时吹响。但民主革命怎么搞，采取何种形式和道路？中国历史没有先例，也没有答案，只能在实践中寻找。中国的旧民主革命，经过几代人，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艰苦探索，走了各种道路、选择了多种形式。从农民起义到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从地主阶级内部改革到引进机器生产自救的洋务运动。但没有一条道路，一种形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能够救中国。其原因在于，既缺乏先进理论，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更没有认清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发生了质变。有了先进政党，也找到了先进理论，但起始仍未认清国情，生吞活剥理论，跟着别人的道路走，尽管发动了多次工人暴动和城市武装起义，民主革命还是未摆脱失败命运，在前进道路上徘徊摸索。中国民主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成功？毛泽东以独特的思维方式，高超的理论运用手段，成功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比之他的前辈和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极富创见。既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强调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既注重理论思考，又重视实践探索。尤其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与分析。在几乎众人一致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就是中国革命模式，中国民主革命只有从城市开始，以工人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甚至在工人运动接连失败，仍不去探究国情，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分析失败原因，坚守“城市中心论”时，毛泽东则在理论运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独辟蹊径，表现得既清醒又创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模式，不迷信，也不弃之。而从中国历史与社会现状出发，思考与寻找革命道路。他在通过对农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调查，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及政治经济状况分析后，超乎寻常的大胆提出，中国革命首先应从农村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并非热血青年的“标新”之作。这一看似不合既有革命成功模式的道路，实则，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准确判断，对社会现状深刻分析基础上的。
民主革命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导致城市无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而敌人力量则很强大；另一方面，又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如同毛泽东在1926年时指出：“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西部和北部各省起来”，“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而农村敌人力量则相对地较弱。正是基于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城市敌人与农村敌人，在不同区域内力量差异这一客观实际，并经过实践，毛泽东得出，完全依靠城市工人斗争，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不合中国国情。而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才是中国革命的可行之路。“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页。）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成功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把中国带入了社会主义，从而也奠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石。
与毛泽东思想产生背景不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产生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又借鉴了苏联模式，有过成功地方，但最终未找对路子。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纯洁化”，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20年建设，国家总体上未改变贫穷面貌，国民经济则濒临崩溃边缘。
20年建设，何以曲折跌宕，历经磨难？关键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人人都知道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又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就是思考过，也多是一头雾水，很不清楚。然而，就是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怎么建设？走什么道路？看不清自身形状，无法为自己准确定位，只好拿社会主义一般当个别，结果走了一条与民主革命完全不同的，脱离国情的道路。
什么叫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又该如何来建设和巩固？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有人仍坚持走毛泽东既定道路时，邓小平则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实事求是态度，冷静与睿智，开拓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较之前20年探索，“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一涉及把握国情与选择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思考得更多，更深。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3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由于这些冷静之下的理性思考，深刻反思， 邓小平搞清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看清了我国社会主义现状。准确判断出，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三个字，点出了我国社会历史现状，也点出了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从而为我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提供依据。
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出的新道路，同样是建立在准确把握国情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虽已建立社会主义，但则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其根源在，它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因此，生产力十分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现状，与马克思勾画的社会主义基础有很大差别。邓小平正是抓住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客观实际，并围绕它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形成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历史已经而且还在证明，这是一条指引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
以上可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并非特别厚爱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他们所处的历史现状，有敏锐的洞察力，十分清醒的认识。能够准确判断中国国情，并把它同马列主义结合在一起，去改变历史与社会。历史钟情这样的伟人，也钟情他们的思想理论。
二、一脉相承，既继承又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表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仅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传承关系，既继承又发展。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不少相同或相似观点。
第一，在认识问题上，都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最早用实事求是这句成语来概括思想认识路线的是毛泽东。1941年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把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态度，称作“实事求是”。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59页。 ）这就是说，认识事物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去探索事物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这一思想路线，符合马列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正是坚持这一思想路线，才创造性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邓小平十分赞成和相信毛泽东倡导的这一思想路线，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不仅如此， 邓小平还对实事求是内容作了提升和新的概括。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实事求是相联系，作为实事求是的出发点、目的和保证。并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前提，使这条思想路线显出更加完整的理论形态。邓小平也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后才敢于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开拓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第二，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持肯定观点。毛泽东在1957年时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是对抗性的，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毛泽东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1979年也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较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观点。
第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他们有过相似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马克思列宁都作过探索，也留下话语。毛泽东在马列基础上，又作了思考。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结束后，他谈到了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是不同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页。）这里虽未明确提出阶段概念， 但“建立”和“建成”，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认为，毛泽东已把它们视作两个不同“阶段”。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到了阶段问题。“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上述毛泽东关于“阶段”问题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可惜他没有坚持下去，以后反而超越了发展阶段。
邓小平在“阶段”认识上，表现出毛泽东当年对革命道路的清醒和创新。在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思，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历史和现状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这一论断， 不仅指出了我国社会性质，而且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四，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过相同看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分析，有过正确的认识。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的认识， 应该说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因国内外形势变化，毛泽东旋即又改变了看法，仍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从而使一个原可改变中国面貌的闪光思想因此湮没。
邓小平在这方面，即坚持毛泽东正确认识，又抛弃毛泽东错误的思想。1979年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重新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也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
除此之外，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商品经济等方面都有相似看法。
综上可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具有传承关系，但这种传承关系，不是简单地延伸，而是辩证“扬弃”。一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毛泽东在各方面的探索，确实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少宝贵思想资源。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可贵探索在先，没有毛泽东在各方面的成败经验教训，就很难说会有邓小平在这些方面的真知灼见，会有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在后。事实上，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领导成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无论正确与否，多少对邓小平思想的成熟具有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单纯地吸收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而是辩证扬弃，既继承又发展。坚持毛泽东思想中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内容，抛弃不正确，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一些符合中国实际，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毛泽东，甚至马克思、列宁未说过，未做过，邓小平照样大胆地说，大胆地做。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充分体现出邓小平理论，既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愧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三、立足实际，历史昭示成功之路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它们最闪光之处，也是它们的根本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首先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决不迷信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所有话语，不拿本本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教科书”。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很多，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找到成功之路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坚持马列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
立足实际，还是照搬本本，立足实际，还是模仿别人，是数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始终争论不休，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严峻问题。许多人清楚马列主义源于实践，但就是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囿于理论，不愿让它随实践而发展。他们知道别国不是本国，但就是看不到这一区别，硬把别国道路当本国道路。他们熟悉马列主义的话语，却不理解马列主义精髓。因而，总是在本国道路和别国道路，本本和实际之间跨错脚步。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恰恰相反，其坚持马列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立足实际，强调的是“中国本色”。邓小平“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的话语，是这一特征的显证。它道出马列主义在中国，不是教科书，而是行动指南，必须融入中国实际。
他们坚持马列主义，在理论运用上也颇具特色。表现为：其一，不是以本本为中心，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原理，而以“实际”为目标，“有的放矢”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它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让中国革命去往马列主义书本上话语和外国模式上靠拢；也不同于新中国诞生初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拿别国模式依样葫芦，试图翻出同一个“产品”的教条化理论运用方式。而是让马列主义走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大课堂，站在中国土地上，“因材施教”。以中国实际为对象，灵活运用它的原理。这就是毛泽东讲的“有的放矢”。（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759页。）先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这个“的”，再射出马列主义这支“矢”。这种正确理解事物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高超的理论运用方式，只有深刻领悟马列主义真谛的人，才能做到。它为中国找到了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也找到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其二，不是把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当作终极理论，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它，而“因地制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就是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上，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看作理论极限与唯一选择。不是说，只有马列主义讲过，或做过的事，我们才可以讲或做。而是“因地制宜”，根据我们的实际，以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标准，来做我们的事情。这种以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既然马列主义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终级理论，只能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正如邓小平说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这种坚持马列主义方式，只有具有卓越政治胆识和理论智慧，深刻理解马列主义内涵，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能做到。
回首中国百年民主革命，及半个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落跌扑，风云迭起的过程，让人愁肠，也让人激奋；让人困惑，也让人醒悟。尤其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是生吞活剥，还是求实创新；是从本本到本本，还是从理论到实际，更使人幡然醒悟，感知其中真谛。历史已经昭示，一个成功的马列主义者，往往不是从书本上找到成功之路，而总是立足实际，由书本走向社会，从理论走上实践；既坚持理论，又坚持实际，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前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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