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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陈云提出新“八字方针”
有林（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初，针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陈云两次作出批示：对计划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3月14日， 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再次阐述自己对经济工作的看法。信中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并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会上，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他关于经济建设的一贯主张，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明确提出：“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下决心调整。
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并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讨论决定。
4月5—28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门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决策及新“八字方针”。
由此可以说，新“八字方针”主要是陈云提出来的，宣传新“八字方针”主要就是宣传陈云思想。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为宣传新“八字方针”，编辑出版了《陈云文稿》和《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并组织大家写文章。我写了《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发表在1980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随后又和两位同志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从1981年6月23日开始， 连续在《中国财贸报》上刊登，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文章和书主要说明2点：
一是陈云的思想和论断符合中国国情；
二是把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高度去认识。
从中国国情看，陈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诸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要首先照顾占人口80％的农民；在生产和建设的关系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以及要注重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得求国民经济持续地按比例发展；等等，都是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深刻分析中得出来的，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看，陈云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的界限在哪里呢？起码是不能挤了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要和表现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相适应。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这个“力”，只能是经过扣除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更不能把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要的产品也包括在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是要彻底改变把本来应该用于当年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基本建设，造成原有设备严重开工不足，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又在新建的“重复建设”状况，使我们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宣传党的新“八字方针”，宣传陈云思想是做了工作的。
从严治党的重要理论武器
张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是经常发生的，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陈云同志为解决这一课题提出过很多精辟见解。我感到至少有三点，是今天贯彻中央从严治党的方针过程中必须大力提倡的。
第一点，1939年陈云同志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解决党内错误倾向的基本方法。
第二点，194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讲：“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无疑，这是共产党人揭露错误、批评错误、纠正错误时必须采取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1982年，陈云同志针对当时党风中存在的是非不分的问题明确指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这就是党内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批评和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斗争的根本目的。
陈云同志的这些讲话，都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从历史角度看，党内开展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必要斗争，对于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维护全党团结，保持党的战斗性，实现党的根本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在党内，放弃对错误思想的必要批评和斗争，同错误的进行批评斗争一样，都会给党造成损害，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会被窒息。
从现实状况看，去年以来，全党开始进行“三讲”教育，为端正党风，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错误思想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得到了恢复，旗帜鲜明地对错误思想展开批评和斗争的自觉性增强了。可是有人把从严治党同“左”混为一谈，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有人把批评错误说成是“左”，反对对错误思想展开正确的批评与斗争，姑息包庇错误，反对分清是非。出现了谁坚持原则，谁批评错误，谁就被孤立的现象。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试想，对邪教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如果不批判，不斗争，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吗？对那些在报刊书籍和讲台上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党中央已经作出的重大理论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现象，不批评、不展开必要的斗争，任其泛滥，人们的思想能不被搞乱吗？
我认为，陈云同志所主张的，对错误思想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揭露错误、批评错误和纠正错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在党内出现是非不分时，要提倡坚持原则、是非分明。这些精辟论述，在从严治党的今天仍然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
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孙学文（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是加速对私改造的外部条件。从统购统销对“三大改造”作用来看，一是国家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及重要出口物资，不仅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而且切断了从农村获得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来源，逼迫私营企业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二是供销社向农民预购重要农牧商品，发放预购定金，签订购销合同或协议，有利于逐步把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生产销售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三是由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排挤私商。由于国家掌握了货源和销售市场，不仅有利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从外部环境上迫使私企、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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