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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他的领导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与他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他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不是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对学习哲学理论十分重视。他曾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并强调学习哲学理论的重点在于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在高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在他大量的论著中，闪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光辉。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极其艰难而复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陈云早在延安时期，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就认识到“实事求是”是贯穿在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因此，他一再召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牢牢把握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 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他还讲：“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教条”。（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78 页。 ）1939年12月，他又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希望党的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他说：“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再加上“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2页。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对党的干部又提出：“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不要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注：《陈云文选》（1926— 1949 ）第193页。）在此基础上，陈云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为指导， 明确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注：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8页。）到1947年2月，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干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时，他指出，就思想方法而言，有三条：一是交换，二是比较，三是反复。（注：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0页。）
建国后，面对复杂而艰难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陈云继续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1957年1月， 在中共商业部党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8页。）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针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三句话，并指出，只有坚持“全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注：《陈云文选》（1956— 1985 ）第17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仍然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明确讲到：“1942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成六个字，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211页。）1981年3月，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再次重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倡导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 257 页。 ）1983年7月，他同评弹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评弹工作者也要学哲学。”1987年7月，陈云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 又专门讲了“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的问题，并再一次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强调指出：“学好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90、491、492页。）到了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委领导同志谈话时，把事先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条幅交给了他们，并对这十五个字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我的体会就是这15个字”，“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注：见 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可见，陈云对学哲学和这15个字的重视。可以说，这15个字是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是他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中体现。
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实质，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论的集中体现。陈云反复讲，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并指出，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其立足点，既不要从上级的指示或文件出发，也不要从领袖人物的书本出发，而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可见，陈云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的创造性发挥和具体化。
“只唯实”的根本要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切实摸准摸清真实情况。陈云根据毛泽东关于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因为，“难者是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8页。）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而有的同志却相反，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陈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势必犯错误。“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5页。）陈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吃透两头，一方面对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而要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使我们的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做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云认为，作为领导者，如果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而只谈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只唯实”要求我们树立整体观念。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必须在特定的联系中认识它和把握它。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必须时刻想到“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陈云文稿》（1956—1962）第95页。），一定要考虑生产的各个环节，要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在干部政策上，他主张用整体的和辩证的观点，正确对待干部的长处和短处，爱护干部要把关心鼓励和批评教育结合起来。“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46页。）
“只唯实”还要求从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出发。陈云多年做经济工作，总是十分注意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从不拘泥于原来掌握的情况和经验。早在50年代他就主张不要简单照搬苏联建设的经验，认为我们的情况不同于苏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告诫人们，现在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复杂得多，50年代的一些做法，很多已不适用。他主张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走一步，看一步；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搞好。
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断，是“只唯实”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现。他认为，经济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44页。）在他看来，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如果经济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进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相适合，经济就会稳定。“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对1957年经济建设“冒进倾向”的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充分显示了他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态度。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最大特色是“要讲真理，不讲面子”。历史反复证明，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极不容易的，必须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1945年5月， 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218页。）这里讲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实际上是说，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必须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无私无畏。陈云如同毛泽东、 刘少奇一样，不仅这样讲，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建国后，他一直主管经济工作，对事关重大的经济疑难问题勇于负责。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出现急躁冒进“左”的倾向，许多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头脑发热，大讲“高速度”、“高指标”、“大干快上”，尽快“赶超美英”。而当时的陈云则不然，他立足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观察问题，明确提出“反冒进”、“降指标”（指钢煤粮棉）。他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6月版，第127页。）他还讲：“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4—35页。）我们做计划、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陈云的主张是正确的；“大冒进”、“高指标”、“大干快上”是错误的，并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大跃进”碰壁之后，毛泽东反悟到，批评陈云是错误的，并同意他仍然担任经济工作的“总指挥”。（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28页。）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原则，关键是对“唯”字要正确理解。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不是指上面的话不要听，也不是指有关上级的文件和书籍不要读，而是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有创造精神。上面的话、文件，以及书本，是十分重要的，不能不听，不能不读，但它们毕竟不是本原的东西，它本身也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生活，并且还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说过：“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可见，陈云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三、“交换、比较、反复”
“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讲的是辩证法，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本途径。“交换”，是要求全面地看问题。陈云在1962年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大组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他说，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1990年1月24日，他又将事先写好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赠送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在这里，把“全面”二字改为“交换”。可见，他讲的“交换”，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注意“全面”地看问题。他还说，我们打仗、医生治病、研究工作和决定政策，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1956年7月， 陈云在谈发展商业时提出，要“吸收一批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1956年11月，当陈云谈到如何“做好商业工作”时，又讲了“对挨骂的看法”。“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4页。）可见，“交换”的思维方法，就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比较”，是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的基本方法。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真理与错误、善与恶、美与丑这些相对立的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清楚这些不同的东西呢？怎样才能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呢？陈云认为，基本的方法是“比较”，就是把一个事物同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进行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采用这种方法，把敌我之间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的正确论断。陈云还说：“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研究而得出的。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运用“比较”方法。比如，在当代，我们把建国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研究，就会深刻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陈云要求我们党政领导同志，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在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反复”，是要求决策问题要反复思考。陈云指出，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这是说，当我们把各种问题、各种方案作了比较研究以后，也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陈云说，这是毛主席决策问题的办法。毛主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的，他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听不同意见。“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这样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更加正确，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之道。毛泽东晚年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失误，如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就方法论而言，也正是由于他忽忙决策，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结果。历史证明，任何一级组织，如果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反之，如果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势必犯错误。因为，客观事物无论是从广度上看，还是在深度上来看，都是很复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
由此可见，陈云的“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有机统一体，体现了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观点，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本途径。
四、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
早在1933年7月，陈云在谈到党的干部应注意领导方式问题时， 明确指出：各级领导者要善于从“提出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这种“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24页。）这清楚地说明，陈云从早年投身革命时起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和人民的关系，人民是主人，党是勤务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是党的力量的唯一源泉；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党，是因为党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在民主革命时期，敌人异常强大，如果党离开人民群众，一定会失败。建国之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但是如果党风不正，脱离人民群众，仍然会亡党亡国。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主张对党内的腐败分子严加惩办，“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245页。 ）陈云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党内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是深恶痛绝的！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要努力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经常对我们的干部说，发动群众是完成中心任务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而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必须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人民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感觉有兴趣的问题。陈云还明确说：“很多的同志还没有明确了解，要使群众站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0页。 ）他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列入经常议事日程”。（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3页。）他还说，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 “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6—107页。）总之，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
建国后，我们党成了全国执政党，陈云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更加关注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50年代，他花了很大力气抓“粮食统购统销”，强调给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粮。他发现城镇人民吃肉、蔬菜和副食品有困难，就着手制定《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并强调“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城乡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亲自赴上海青浦进行农村调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气魄，在养猪问题上提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并论证了母猪私养比公养有五大好处。（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176—177页。）在农民自留地问题上，他要求给农民“留足自留地”，“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并论证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五大好处（注：危仁、周勇：《陈云在江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54页。）。这些好思想、好主张，尽管后来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却始终未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江西劳动改造。当时他虽然身处逆境，却不顾年老体弱，也不避冬天严寒和暑天炎热，走访工人家庭，走访托儿所、食堂，了解工人生活，并多次提醒工厂负责人关心职工生活，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一次他去工厂车间劳动，发现工人的“学习会”是天天念报纸，千篇一律地议论“政治挂帅”，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专家治厂”等。他顶着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对工人群众说：“我们要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一个工厂只讲政治挂帅，不研究生产，这样行吗？”“工厂就是要多研究生产问题，只讲革命，不讲生产，那我们吃什么呢？”（注：危仁、周勇：《陈云在江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97—98页。）他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处处和人民心连心，处处为人民群众排扰解难，给江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江西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重新出来工作，仍然把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这些实际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1978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人民生活贫困的实际状况，他心境沉重地说：“建国三十多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的吃饭穿衣这些问题，他一直抓住不放。直到1985年9月， 他在全国党代会上还郑重提出：“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04页。）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陈云时时刻刻心系人民、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陈云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我们纪念陈云，要以他为榜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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