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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4;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15(2001)03-0025-07
所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毛泽东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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