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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3-0121-08
周恩来担任总理26年，组织领导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对在中国如何发展经济走上富强之路，其中包括如何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50年代，他参与领导了156项工程建设。这些工程项目有不少部署在西部地区。60年代，他参与领导的三线建设，大部分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的。156项工程建设和三线建设，为今天西部地区的开发准备了重要条件。他多次到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视察，走过西部地区的许多山山水水，为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的论述，对今天的西部开发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仅就周恩来经济思想中的整体论、基础论、关键论、求真论几个方面，结合当前的西部开发工作作一初步研究。
一、整体论：从全国整体上认识西部发展的战略地位
局部离不开整体，离开了整体就要迷失方向。整体是由一个一个的局部组成的，每一个局部的功能、作用发挥得如何都会影响到整体。周恩来认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1]他处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坚持整体观念。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中财委的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讲话时系统阐述了整体观念。他说：“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1](P,1)按照这个要求，他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财经计划问题。国家财经计划是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制定出来的，承受负担、恢复生产、开源节流、掌握政策都有个整体观念的问题。“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1](P,7)二是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他分析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之后说：“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1](P,14)
在为中国的富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周恩来特别重视两件事：一个是治水，一个是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技攻关。他抓这两件事，整体论指导思想尤为突出。
治水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整体的社会效益、长远的生态效益。早在1950年确定治淮原则时周恩来就指出，治淮要重视泄洪入海，也要有利于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配合航运。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治淮要协调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之间的关系，要发挥治淮系统工程的作用。他认为治黄也有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但防洪应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等量齐观。对于长江、汉水的治理，他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治水还要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国民党时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闹地方主义为戒，反复强调水利工作不能明哲保身，更不能以邻为壑，要反对地方主义。他在过问治淮、治江、治黄时，都论述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顾全大局的整体思想。治淮时，他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治理长江，他说需要14省的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因设计不合理，泥沙淤积严重，必须改建。可是下游有关省的领导从局部利益出发反对改建。周恩来耐心地说：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的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希望多从全局想一想。在周恩来说服下，终于通过了改建方案。周恩来在治水活动中所强调的整体观念，不仅对调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治水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保证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许多复杂而尖锐的水利纠纷的妥善解决。[2]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是现代科技、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科技、工业的缩影，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周恩来领导科技发展突破尖端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整体思想。他说：“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3]从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议，及时协调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可以说，每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试验所取得的成功，都是全国在整体上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结果。
在西部与东部、西部与全局的发展关系上，周恩来以整体论观点分析了西部发展在全局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西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河长江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古代西北部的丝绸之路对发展中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对振兴中华、无愧于先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恩来认为，“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我们炎黄子孙有责任改变其落后面貌，周恩来还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看，我们能够改变其落后面貌。1958年4月，周恩来在三门峡工程现场会上说，黄河流域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处于大抵相同的纬度；历史上汉唐长安柳暗花明，有许多地方像江南的样子。不管是从同一纬度的西方国家看，还是从我们历史上看，黄河流域都是可以改变面貌的。[2](P,103-107)
西部的一些地方是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西部的发展是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为处理好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必须。周恩来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1](P,251)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1](P,266)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西部与东部相比较而言，是西部地大物博、东部人口众多。西部发展的滞后，必定影响东部的发展。只有让西部的发展跟上东部的发展，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周恩来说：我国“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他举例说：“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1](P,252-253)
二、基础论：西部的建设和发展要从基础做起
奠土为基，立柱用础，这是建筑工程第一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都有其根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邦宁。周恩来早在14岁那年就说：“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4]到南开学校，他又说：“基础立于是，发达生乎斯。”[4](P,9)他总理国务抓国家建设，一直强调从基础做起。开国之初，他说：“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1](P,23)
从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看，周恩来提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经济既指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又指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规模、速度和效益，即指生产力、经济实力。从前一种意义上，周恩来说：“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由此强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从后一种意义上，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由此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将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周恩来指出：“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3](P,151-152)这实际上是把生产力看成基础的基础。所以，他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3](P,201)
从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看，周恩来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经济恢复时期，他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P,5)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他指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调整时期，他号召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文革”时期，他强调，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农业是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不仅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第二，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从农业中抽出更多的劳动力输送到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才能扩大工业的发展规模。第三，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所需原料的重要来源。如果没有棉花，纱锭就得停转。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决定着工业的发展规模。第四，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只有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才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第五，中国土地辽阔，工业发展要看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大的运输力。第六，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是巩固国家财政的基础。我国的财政收入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农村的负担，有部分城市负担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积累，农业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第七，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础。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就要求出售农产品换回工业品，城乡交流，呆货就少了。第八，农业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出口，是我们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引进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的重要手段。
在各产业部门中，除农业之外，周恩来还把水利、交通、地质工作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先行作用。开国之初，他指出，国家建设“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农业方面，配合土改，第一是兴修水利；第二是修筑铁路。工业方面，联系到动力问题，第一步是需要勘测燃料资源。他说：旧中国反动派“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记录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1](P,24-25)为什么要治水为先？这是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直接关系着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1951年7月21日，周恩来说，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对水利部门特别注意，是因为它起着带头作用，并非偏爱。对于交通和地质，周恩来说：“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是开路先锋。”[3](P,162)其所以如此，对地质工作来讲，一是各项建设首先需要地质资料，否则无从下手。二是工业建设有待于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与利用。对交通运输工作来讲，它对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有着重要意义。从经济上说，只有交通运输发展了，才能使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发展起来，才能保证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才能保证工业有大的发展。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联系看，周恩来重视处理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关系，重视抓好基础以突破尖端。他认为“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1](P,166)“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1](P,183)他提出：“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就是不到家。”[3](P,493-495)
周恩来在领导西部的建设与发展的工作实践中，十分重视从基础做起，处处体现了基础论思想。
1950年6月26日，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周恩来提出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而要多支出一些，实行贸易补贴与物资支援等政策。在分配上减少税收，进行财政帮助。更重要的是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上解决问题，不仅要办一些工厂，而且要搞水利建设以发展农牧业。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国家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帮助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新疆来说，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但这只是好的条件，不要忘记那里还有困难。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交通也很困难，不仅要修通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才能开发。要开矿、垦田，可以用机械，但最根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有资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机械，也还要有人力、财力才能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新疆大发展。”[1](P,260-261)
周恩来对西部的林业、水利、铁路交通等基础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历史上西北地区曾经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后来由于砍伐过多，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以至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周恩来强调要抓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造林。1966年2月，他说：“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他要求“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1](P,447)他在西南视察中多次强调要搞好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在贵州，他号召留水造林。在云南西双版纳，他看到有的陡坡上林木被砍光了，语重心长地说，西双版纳号称美丽富饶之乡，如果把森林破坏了，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对于西部的水利，周恩来不仅重视黄河、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而且重视其上游的开发。他视察长江、察勘三峡工程坝址，在重庆对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16字方针。在狮子滩水电站视察时，他希望这个水电站“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他具体过问了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为调查研究具体情况，请了许多专家，其中还有苏联专家在西花厅开会，询问水库建成后实际的蓄水量是多少，从上游夹带下来的泥沙量是多少，如何解决等等。1967年，在“文革”混乱中施工的刘家峡水电站出现了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问题的办法。经过努力，最后完成了隧洞上下口的堵塞，保证了工程的建成。他多次提出要改善新疆的水利系统，并指示解放军某部给水工程团开赴新疆，查清新疆水文地质情况，解决严重干旱地区的农牧民饮水问题。他十分关心雅鲁藏布江的治理与开发。1970年4月，他说，雅鲁藏布江从西藏转到印度的地方有个大拐弯，河流的落差相当大，我们要先搞清上游的水文情况，为治理作准备。这年9月，他提出，再过20年，如果世界形势好一些的话，可以建两个大坝：一个是长江上的，一个是雅鲁藏布江上的。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把西部的铁路交通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上。他说：“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也是这样，“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还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3](P,60)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直接过问了成渝、天兰铁路的建设。成渝铁路是建国后兴修的第一条铁路，周恩来亲自审查设计方案，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他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写下了“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题词。关于修建天兰铁路，1952年1月7日，他复电中财委：“同意一月五日送来的关于天兰铁路在一九五二年底铺轨通车的决定。”并指示“必须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天兰全线重点工程的技术设计。”天兰铁路于1950年4月15日开始施工，1952年10月1日铺轨通车，1954年8月交付正式运营。1950年初，他批示修建昆明至打洛公路。1954年底，他批示修建西藏拉萨至日喀则公路。“文革”期间，在他多次直接过问下，西部又建成了成昆铁路和湘黔铁路。
三、关键论：西部的建设和发展要抓住关键
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做任何工作，面临多种矛盾、处理多方面的关系时，一定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周恩来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工作中，经常谈到关键论的思想。
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周恩来认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1953年，他说：“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3](P,152)1956年，他说：“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3](P,253)在“文革”动乱中，他对余秋里、谷牧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5]
怎样发展生产力？周恩来认为关键是振兴科学技术。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1](P,159)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就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就不能提高各个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增强我们全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周恩来的结论是：“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1](P,181)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国家工业化转变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之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P,412)
怎样振兴科学技术？周恩来认为关键在于人才。1952年10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建设，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振兴科技，从抓基础性的科学理论研究到突破尖端，都需要具备高深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说：“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怎样解决人才问题？周恩来的办法是尊重人才、造就人才。尊重人才，就是要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科学技术专家、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使其学有所用、有职有权、各尽其才。具体办法是：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把他们当做国家的宝贝，请他们办某些专门的事情。面对人才缺乏，还要下大力造就人才，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科学技术专家队伍。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3](P,142)“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是摆在各级组织部门“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3](P,160-161)怎样造就人才？“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3](P,142)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就人才需要加强教育工作。周恩来提出“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3](P,407)
西部的发展与建设的关键也在于人才和科学技术。只要切实做到尊重人才、造就人才、留住人才、吸引到人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西部建设的各个方面，西部灿烂辉煌的前景就一定是可望而又可及的。周恩来任总理时，曾将一些重要院校迁到西部地区，并从上海等地动员有知识的人才到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工作，对西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主持下，西部地区是我国尖端科技研制与试验的重要基地。1966年6月30日，他曾亲自到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观看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检查了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的有关准备情况。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实践一号卫星，都是由周恩来精心安排并直接指挥调度，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的。我国“两弹一星”尖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感、遥控、复合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仿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和力学、电子学、光学、声学、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冶金、机械、能源、交通、化工、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全国受益，西部地区更是受益不浅。
四、求真论：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有求真务实、不慕虚名的特点。他留学日本时提出：“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4](P,332)他说：“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4](P,331)他初到欧洲时，其“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间者”。[6]他求真的心极盛，对一切主义推求比较后，才最终选定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组织领导国家建设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真抓实干，反对华而不实、好高鹜远、急躁冒进。经济恢复时期，他提出：“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1](P,23)反对离开经济恢复的基础，脱离实际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1956年，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他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要用冷水洗洗。他警告：“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P,190)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危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批评了说假话、鼓假劲、造假做假的做法。他号召“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P,350)
周恩来对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强调从实际出发。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建国之初如何对待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他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可以推迟三五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后再进行。”“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情况不同，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7]第二个例子是，如何对待西北地区的造林工作。他提出，要选在地下水浅的地方；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思想。
周恩来的整体论、基础论、关键论、求真论思想，是他组织领导国家建设实践的结晶，许多具体内容论及西部的建设和发展。重温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认识西部开发的战略地位，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开发西部的重大决策，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还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江泽民同志关于“我们要抓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解，警醒我们在西部开发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收稿日期］2001-03-16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2]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19-223.
[3]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62-363.
[4]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
[5]我们的周总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3.
[6]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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