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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2-0149-05
西部开发凝聚着我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其中包括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周恩来，迄今虽未发现他对西部开发的专门论著，但其经济思想中却显现出鲜明的弥足珍贵的西部开发观。着力去挖掘、研究其西部开发观，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建设基础设施是关键
基础设施落后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无论从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全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周恩来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基础工作”、“根本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首要工作。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周恩来在谈到我们的建设该如何入手的问题时说：“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打好基础才行。”百废待兴，但又“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1](PP.43-44)这里，周恩来把兴修水利视为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作，第一位工作。
之所以强调兴修水利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性，周恩来在1951年1月12日关于水利工作的讲话中指出：一是因为水源不足，“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灾”[1](PP.86-87)。二是要兴利除弊，即“增加水利时，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用水目的”。也就是说，“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水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1](P.87)。1959年10月13日，他在讨论三门峡枢纽1960年拦洪发电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要同时并举。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做到三年小部、五年大部、八年完成黄河流域七省区的水土保持工程和其它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2](P.261)。三是综合利用，即“水可以用以灌溉、航运，还可以发电”[1](P.87)。之前，他在谈到治淮原则时，即强调要统筹兼顾，标本兼施。除了“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配合航运”[1](P.79)。1961年7月4日，他在接见越南水利电力部代表团时说：在计算水利资源时，有关的专业部门不能只算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要进行综合计算[2](P.422)。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水土如何综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1](P.557)总之，治黄也同样存在灌溉、饮用、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治水在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半个世纪过去了，西部的水利建设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是当前西部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要着力做的几件工作之一。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基础建设的重中之重。周恩来认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首先“交通运输业要便利起来”，这是因为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国家建设、西部开发的“先行部门”、“开路先锋”。而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百分之二十，而且要有新的发展”。为此，他进一步强调，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必须服从、服务于交通运输的恢复，“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1](PP.14-15)。他在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总结东北之所以较快恢复调整发展的经验，就在于抓住了铁路的修复。因此，“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亦如此，“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也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1](PP.59-60)。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周恩来不仅进一步强调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基础建设中的先行部门、开路先锋的特殊地位，而且指明发展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具体目标。1953年9月8日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专题报告中指出：“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连结起来。”[1](P.142)接着，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再一次指出：“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穿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这是不行的。”[1](P.162)周恩来一直关注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54年11月1日，他会见班禅时说：一俟康藏公路修通，即着手勘察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同年12月17日，他致信王首道说：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的路线有两条[3](P.424)。1955年3月9日，他在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上说，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以大发展。要发展，就需要修路[3](P.456)。为了完成铁路的西北大通道，他有三个建议，一是把包兰线铁路修起来，包头到兰州线铁路修成了，这就有了第二条从北京到西北的铁路通道；二是要从武威修到乌鲁木齐，这样，这条线以后陆续修到乌鲁木齐；三是再修一条铁路，接一条国际的通道，修到阿拉山口，这样，西北的铁路大通道就完成了[4](P.626)。
重温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应该说他的西部开发的思路是清晰的、明确的，即必须着力发展以交通运输业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仅就铁路而言，因为政府对西部地区铁路建设的重视，50年来，相继建成了成渝、成昆、贵昆、川黔、兰新、宝中、南昆、南疆等20多条铁路，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路网单薄，标准较低，与东部的通道较少，仍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周恩来的观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国家应加大投入，集中人力、财力，抓好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工程建设，以此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发展科学教育是根本
早在1957年3月，周恩来即指出：“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5](P.340)如今，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大开发正在进行。这项世纪工程的完成，需要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具有现代劳动管理技能的专门人才。简而言之，西部大开发首先要开发的是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比较而言，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西部地区的人才都是相对缺乏的。西部开发，首先应该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呢？周恩来认为根本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发展科学，一个是发展教育。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任务。”[1](P.407)就西部开发而言，发展科学、教育，无疑是最根本的任务。
第一，要发展科学。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P.233)周恩来认为，之所以要强调发展科学，“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1](P.234)。1962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共青团中央、华北山区工作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上讲话，再次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力量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在建设中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起很大作用。这不仅因为过去我们落后，而且因为时代不同，任务也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七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日新月异。要赶上去，就要做艰巨的工作。这就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1](P.500)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就总体水平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就国内东西部而言，科学技术的差距亦很大。西部大开发要有较高的起点，就必须下大力气去发展科学。
第二，要发展教育。如前所述，要解决国家发展、西部开发人才匮乏的问题，既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的作用，更要大力培养新的科技人才。而大量具有创新精神与现代知识的科技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为此，周恩来在不同场合讲到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对教育予以极大的关注。1952年10月24日，他在主持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时指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养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3](P.265)。具体途径是：一要向外国学习。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培养人才问题一事，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报告准备派遣学生和干部赴苏联学习。二要改革。他主持讨论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并根据决定精神，着手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强调：“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1](P.240)同时，积极关心中等技术学校的调整。三要加大投入。他明确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1](P.116)四要支援西部。1955年3月9日，他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指出要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以扩建，以加强培训藏族及其它民族的干部工作；扩建日喀则小学校舍，以满足扩招学生的需要。1957年6月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有关各方讨论交通大学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内蒙古大学筹建期间，周恩来批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遣调一百多名教师并调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予以支援[2](P.82)。诚然，因为中央和政府的重视，西部的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东部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制约着西部的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加深对周恩来发展科学教育的理解，进而认识发展科学教育在西部开发中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从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西部开发的实际困难看，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人力、人才素质，都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条件，只有人才的优势，才有可能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只有人才的优势，才有西部开发较高的起点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保护生态环境是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亦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选择。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亦开始暴露之时，周恩来即以战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不要做竭泽而渔、贻害子孙的蠢事。
第一，他指出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1](P.19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此，他特别强调环境保护的意义。
首先，是以人为本，立足于保护人民的健康。1969年6月26日，他对卫生部军管人员讲，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6](PP.305-306)。1970年10月9日，他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参观北京东方红化工总厂时，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该厂负责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污染[6](P.488)。1974年3月21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时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6](P.659)。
其次，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本，立足于维护人民的长远利益。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5](P.528)同年9月8日，他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治理“三废”问题时指出：“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的事。”[6](P.549)1975年8月29日，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对西藏的环境保护问题牵肠挂肚，特意嘱托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同志，到了西藏，要告诉那里的同志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资源，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6](P.718)。这一嘱托既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意义的深刻阐述，也是对西部大开发最珍贵的遗嘱。
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30年来，西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不仅投入产出关系不理想，而且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生态破坏和工业环境污染的问题愈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与反思。诚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长江、黄河等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根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与西部地区现时的发展是有矛盾的，但认真学习周恩来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与原则又是十分清晰的，即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本，在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发展的战略规划。
第二，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植树造林。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周恩来认为一是治水，二是造林，这是他最关注的两件事。他语重心长地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1](P.588)除了发展水利，保持水土，重要的就是植树造林，平衡生态。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周恩来特别关注我国林业的发展。对森林防火、水土保持、群众育林、护林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第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董其武《关于绥远情况的报告》时即阐明林业与农业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植树[3](P.34)。同年5月16日，他又和林业部部长梁希联名签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鉴于我国当时存有的森林面积已经很小，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为，迄未停止”这一情况，《指示》明确了林业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3](P.41)。1961年4月中旬，他在陪同缅甸总理吴努到西双版纳自治州访问期间，强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他对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说：这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罪人，后代就会骂你。并嘱咐：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解决兴国的淤沙，一要挖沙筑坝，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禁滥砍滥伐上游的森林，大力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位泥沙不下流。造林是百年大计，黄河可以造林固沙挡风，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2](P.697)。1966年2月，他指出：“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村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1](PP.588-590)
痛定思痛，重温周恩来有关植树造林、平衡生态与保护环境的论述，倍感亲切、深刻。我们在讨论西部大开发这个热门话题时，应切实关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受力，退耕还林，退农还牧，防风固沙，节水节能，实施“绿色工程”，治理水土流失，恢复林草植被，坚持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周恩来视发展科学教育为根本、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的开发观是十分鲜明的、深刻的，这对找到西部开发的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其意义正如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所指出：“下大力气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这三方面抓好了，西部大开发就会有较高的起点，就会有扎实的基础，就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7](P.42)
收稿日期：2001-02-28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周尔均，周秉德．百人访谈周恩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在新疆考察工作[J].新华月报，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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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钅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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