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 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 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 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