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政府

许志永

一. 起源：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有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起源于人们对秩序的需求，没有秩序，就意味着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可靠的预期 ，犯罪的不到惩罚，财富和尊严没有保障，社会没有长期的发展甚至没有生存。当然， 人类不可能没有秩序，不会出现没有秩序的状态，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 有秩序出现；有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就会有新的秩序出现，也就会有新的维持秩序的 公共权力出现。秩序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中，同样，公共权力也广泛存在于 人类社会结构层次中：在一个原始部落，有酋长来维持秩序；在一个两百年前的中国农 村，有乡绅维持着日常生活秩序；在一个民族国家里，有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在欧洲， 有欧盟这样的公共权力机构正在形成；在整个地球上，有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雏形-- 联合国。

但是，即使有了秩序，仅有秩序还是不够的。首先，秩序可能是不公正的。之所以说这 种秩序不公正，是因为事先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存在了一种公认的道德准则，而强加在人 群头上的公共权力却违背了这种准则。例如，一个道德共识是不能用暴力占领别人的财 产，因此，一群强盗占领了一个村庄尽管能为该村庄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秩序，但他们仍 然会遭到村民合法的反抗，同样，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也是违背了这种道德准则， 被侵略的国家有权利反抗，这是符合道德的。另一种不公正是，公共权力机构尽管不是 外来的压迫，但并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因此，对于民众来说是暴政，从人格尊严平等 出发，民众有权利反抗暴政。需要指出的是，不代表民众意志，并不意味着它过去不曾 代表过民众的意志，也就是说，虽然她过去曾经代表过民众意志，但并不一定永远代表 民众意志，民众应该有定期选择的权利，当然，民众意志也必须法制化，否则就陷于卢 梭所说的任意的民主了。

其次，秩序可能是死的秩序，阻碍发展的秩序。虽然秩序不是外来侵略强加的，虽然秩 序也不是违背民众道德共识的，但是，秩序可能并不能提供人们的另一种根本的需求-- 对社会进步的需求，也就是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自由的本能的渴求，秩序可能是一种人们 长期与环境博奕之后的对自己及其不利的制度选择，也可能是人们逐渐在暴力高压下扭 曲人格形成的"吃人的文化"。集体选择的民众意志未必是合理的。人类经验证明，没有 一种先验的理性构建的制度可以被确定是最好的，人类永远在探索更加合理的制度，因 为制度的最优总是在特定时空中的最优，人类有可能在自以为最优秀的制度面前因环境 的改变而遭遇毁灭。因此，面对永恒的不确定性，人类所能选择的最优制度是自由--尽 可能让每一个人充分发展自我。制度是以人为本位的，因此，自由建立在每一个个体之 上，而不是所谓的群体之上。历史证明，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也是法治的社会）能给 人们更多的精神自由，能激励人们更多的创造财富，能更好地化解危机避免风险，能维 持持久的进步繁荣；相反，专制秩序尽管可能会带来一时繁荣，但终究缺少持久的社会 预期，不能够提供人们的根本需求。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自由是更有利的选择。所以 ，合理的秩序应当是建立在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上，合理的公共权力应该是个体自由意 志选择的结果。

二. 公共权力范围扩张的历史

一定范围内公共权力出现的前提是该范围内的人群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以及利益的交流 。如果几个人完全陌生没有利益交流和冲突，他们之间就谈不上公共权力；同样，如果 几个群体之间的人们相互没有利益交流和冲突，也就不会出现几个群体之间的公共权力 ，也就是说不会形成一个公共权力下的群体。由于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矛盾是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大的，因此，人类社会公共权力范围也就有着随着科学技术 进步而不断扩张的历史。

在远古时期，人类各大洲之间相互隔绝，当然不会有今天所说的国际间的公共权力。即 使在同一片相当于今天中国版图的土地上的各个部落之间，例如， 河姆渡人和元某人之 间（假定他们有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历史）也互不来往。最初，人类公共权力只是存在于 同一个部落内部，他们有秩序，有分工，有惩罚，无论公共权力表现为什么方式，无论 有没有刻在石头上的法律，它们都表现为对特定秩序的维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利益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就会有和其他部落的相遇，这时就会发生和其他部落的矛盾 ，解决矛盾的两种方式--暴力和谈判几乎一直伴随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谈判可能达成一种新的对双方互利的公共权力，两个部落在权力结构上合为一个，从而减少公共权力存在和运作的成本；但人类很多时候并不是理性的，并不能意识到谈判的好处，意 识到了也不一定能心平气和地谈判，他们解决矛盾是通常会使用暴力。当然，暴力有时 候是管用的，如秦始皇灭六朝统一中国建立统领中国的公共权力；但有时，暴力并不能 解决问题，暴力的双方僵持不下，正如人类从古至今发生过的无数的两败俱伤的战争一 样。

原始部落的公共权力范围，虽然有时也会趋向分散，但整体上是逐渐扩张的。扩张到了 一定程度，出现了国家的概念。又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主权的概念，国家与国家 之间谁也吞并不了谁，谈判合作仅仅停留在贸易上，公共权力的扩张陷于僵局，似乎到 此为止了。

但国家间的均势平衡的秩序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替代。残酷的战争使人们暂时清醒过 来：必须结束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必须有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来维护世界和平，这就 是国际联盟的由来。但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关于侵略的道德法则还不够强有力，尤其是一 些后起国家，如德国日本，还没有能够适应文明的新秩序，如同一个丛林里来的野蛮人 一样，挑战一切国际法准则，国际联盟很快失去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是人类认识到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公共权力，因为人类的交往 和矛盾已经遍及全球，科技的进步与落后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战后，国际社 会一致同意建立联合国，这就是第一个真正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世界性公共权力机构。联 合国成立后，曾经成功制止了北朝鲜对韩国的侵略，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

但是，由于人类基本的道德形态没有达成共识，对于制度的探索也正在两条道路上进行 着，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对于金日成政权的打击也只是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才 得以形成决议。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虽然有联合国这个名誉上的公 共权力机构，但事实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大实力集团，各自有各自的秩序和权力机构 。两者不能相互吞并，又没有谈判合作，在两者之上的联合国就很难起到公共权力的作 用。

两大权力集团竞争的结果是自由战胜了专制，苏联权力集团崩溃，自由的价值观迅速扩 张，这才为国际公共权力机构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苏联虽然垮了，大规模的核战争的 恐怖虽然没有了，但人类社会并不太平，还有一些专制政权占领一块土地奴役欺骗和掠 夺土地上的人民，有时还会对别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世界急需一个真正有效的公共权 力。然而，由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外交战略还停留在冷战时代甚至是十九 世纪无政府时期，联合国不能够有效发挥公共权力的作用。制止伊拉克侵略的联军行动 中国投了弃权票，到了科所沃危机，国际社会为了避开中国的阻挠，只好借助原权力集 团之一的北约的实力解决问题。

至此，在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大权力集团--北约和联合国。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 ，这两大集团很多国家是重合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也不再有非常明显的尖锐的 对立，而且，两者已经具备了很多道德共识，两者都在企图扮演共同道德维护者的角色 。因此，到了911 植 袭击之后，中国的外?成功转型，高举联合国的旗帜，高喊打击恐 怖主义。实际上大家都是在争取在公共权力中的发言权。

到了2001年10月8日，联军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打击已得到国际社会几乎一致同意，俄 罗斯开放领空，提供情报服务，中国共产党政府也破天荒地第一次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多 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坚决反对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因侵略被国际社会隔离开的伊拉克-- 事实上，之所以隔离而不是消灭萨达姆政权，主要是因为萨达姆手中有整个伊拉克国民 做人质。恐怖袭击是对人类?明生活方式的挑战，是人类公认的犯罪，打击恐怖分子连 同它的窝赃犯已成为人类共识的正义行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联合国迅速起到了至 少是形式上的公共权力的作用。从伊拉克到科所沃再到阿富汗，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权 力正在迅速成长。不断有国家加入国际新秩序导致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性公共权力范围的 扩张从根本上说不是依靠暴力，而是各国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

三 .我们需要的世界政府

一提到政府，有人会想到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权力，会想到没有法律约束的暴力，甚至想 到暴政，其实，那是对专制政权恐惧所留下的心灵上的阴影。我们需要的世界政府不是 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专制政权，不是一群人对其他人或另一 群人的压迫，而是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符合现代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的，能够 捍卫全人类基本的道德价值，解决世界范围内纷争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公共权力机构。

这个世界性公共权力机构的根本宗旨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尤其是维护每一个个体的权 利，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纷争，为全人类的提供交流合作服务。

为达此目的，这个公共权力机构首先应该有一个民主决策机构作为政府首脑。这个决策 机构可能是由以国家代表名义出现的各国首脑组成的议事会，也可能将来以地区或者各 大洲代表的名义组成的议事会，也可能是以个人名义当选的世界总统。至于具体要哪种 方式来实现，这要看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具体方式是次要的，关键是政府决策机构必 须有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充分体现个体的自由意志，能够代表人类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利益。

其次，世界政府需要一套强力机关，以制止侵略，维护秩序，保护弱者。强力机关包括 军队和武器。军对不仅要能够维护和平，而且要能够通过制止犯罪来制造和平。世界政 府的军队可以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军队合成，但应当统一由决策机构指挥。武器，尤其 是对人类有很大威胁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应当由世界政府统一使用，用于对付可能的 外来星球的灾难或用于人类外层空间的探索，总之，用于人类共同的利益。

第三，世界政府需要有司法机构，不仅用于解决争端，也用来惩罚犯罪。当然，解决的 争端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以国家名义出现的群体利益的争端，包括领土资源和其他经济利益等等。惩罚犯罪包括对现代概念上的侵者在内的各种恃强凌弱者的惩?，当然，包括靠暴力压迫一块土地上人民的所谓国家政权。人类文明秩序要求，无论是惩罚 犯罪还是解决纠纷，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否则，秩序是不稳定的。

第四，世界政府需要有经济服务机构，以协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减少贸易壁垒，扩 大贸易交流，防范金融风险，让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告别国家小农主义，放眼世界， 全人类互通有无，这将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社会分工更加健全。经济服务机构短期内 的主要职能可能是进一步消除地区垄断，逐渐统一货币。

第五，世界政府需要环境保护和外层空间开发机构。环境保护涉及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每 一个人的利益，世界需要协调行动以制止污染，保护生物物种等等。外层空间的开发更 是需要协调合作，尤其是联合防范人类可能面临的外层空间来的灾难。其实，直到今天 ，人类在茫茫宇宙中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小很小，我们时刻还可能面临不知何处飞来的横 祸，外层空间的开发才刚刚起步。

第六，世界政府需要有社会保障机构。当然，个体的社会保障主要有不同层次的区域性 政府机构来完成。但是，不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区域之间的群体生活也有很大差异， 当今天所说的南北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世界不会安宁。如同今天富国对穷国的援助一 样，未来也会存在区域性的援助，但援助的提供者将不仅是自愿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世 界政府的制度性援助。社会保障当然意味着世界政府有更强大的财政力量。

第七，世界政府需要有宗教事务机构。宗教事务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正如意识形态导致的仇恨一样，宗教仇恨是人类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故事。既然人类 能够消除可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仇恨，宗教之间的仇恨也一定能够消除。宗教事务机构 的职能不是去用一种信仰统治另一种信仰，不是消灭某一种信仰，而是寻求不同信徒之 间在人世间的共同利益，在合作与宽容中逐步消解宗教的分歧。

当然，世界政府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政府，人类政府可以分成很多层次，是一个分权治理的社会结构，国家作为其中一个层次，也可能一直保留下来，但它已经不是今天意义上 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不是可以打着主权的幌子掩盖罪恶阴谋的国家。

世界政府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理性构建的乌托邦，事实上，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构建一个 永久的秩序，秩序总是在变化的。这里的世界政府只是根据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 根据所能预见的短暂的未来，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设想，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因此，有了这样的世界政府也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是无限的，至少今天我们 还看不到尽头，世界政府也只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看到了人来走过民族国家纷乱 的几个世纪的希望，看到一种也将注定是暂时的，但又是必然出现的新的秩序。

四. 世界政府的实现道路

我们所说的世界政府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创造，当然，也不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理性 构建的乌托邦，我们只不过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种已经出现的趋势和潮流。从前面的世 界政府的构成来看，可能人们会觉得它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因为那些机构在当今世界都 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虽然有些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

今天，世界已经有了联合国这个公共权力机构的雏形，只要唯一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国 的政府能抛开一党之私，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到捍卫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一面来，联合 国就会很快扩张权力范围，将很快确立起唯一的公共权力机构的地位。在联合国之下， 还有各种经济机构，如WTO，有国际援助机构，有海牙法院，有环境保护机构等等。我们 所说的世界政府只不过是将它们整合一下，把它们法治化而已。此外，各个地区性机构 ，如欧盟，正在迅速超越国家边界，世界政府以及各个层次的超国家政府是一个世界性 进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正如北朝鲜伊拉克一样，已经落后了，至少观念 上是落后了。死死抱住国家主权不放，看不到人来历史的潮流，就是在阻碍历史的进步 ，最终会被历史抛弃。

因此，我们所说的世界政府的实现道路，正如世界政府的结构一样，也不可能是一个清 晰的途径，事实上，最可怕的也是设想一个清晰的途径并偏执地把它付诸实施。我们不 会有太多机会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 越来越多的道德共识，随着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正在看这一自然的趋势。我们在见证历 史。

当然，我们也不是只是等待，我们能做的，其实恰恰更多是努力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解决了中国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问题的主要部分。然后，抓住某个政权或者某些人犯 罪的机会，努力推动公共权力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