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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文秘网  点击数2930  更新时间:2006-4-6 10:17:09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历任自民党和内阁要职,在战后日本的许多重大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内倡导财政、行政改革,对外积极推进首脑外交,他提出了著名的“战后总决算”、“综合安全保障论”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为战后转折期的日本指明了发展方向。大平正芳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他的业绩对日本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纵观大平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创下骄人业绩,得益于他有一套以“椭圆哲学”为核心的完善、成熟的政治哲学。大平的为政之道、政策设想都与“椭圆哲学”密切相关。本文将对“椭圆哲学”的含义、起缘及其在大平正芳政治实施中的体现作详细的论述。 

一、“椭圆哲学”的基本含义及缘起 

  “椭圆哲学”的概念是1938年正月,大平正芳作为横滨税务署新任署长,在训辞中第一次提出的。 

  他这样说道:“行政犹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保持平衡而又紧张的状态,便可以说是高明的行政……。随着对华战争的开始而实行的统制经济也是如此,统制是一个中心,另一个中心便是自由,统制和自由处于紧张而平衡状态时,统制经济才能顺利运作,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税务工作也是如此。一个中心是课税权,另一个中心是纳税人。在课税问题上,既不能搞权力万能,也不能动辄就向纳税人妥协,而应该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场,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课税方法。”  

  这就是说,按照大平的思想,任何事情都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二者处于紧张而平衡的状态时,事情才能顺利进行,要想在政策上掌握事情的动向,就应该经常注意这一点。留心使二者保持平衡,而不能过于倾向任何一方。一旦失去平衡,就必须抬高弱势的一方以制衡强势的一方。一言蔽之,“椭圆哲学”的精髓即是:无论何时都要使事物的两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心保持平衡。 

  大平一有机会便对这种哲学进行阐发。例如他曾运用“椭圆哲学”发表对派系斗争的看法,颁布以“椭圆哲学”为指导的政策纲领等等。 

  那么这种“椭圆哲学”是在何种机缘下形成的呢?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平正芳早年的思想经历。 

  (一)东方古代经典的熏陶 

  大平正芳于明治43年(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在日本香山县一普通的农家,自幼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一生。 

  大平正芳在青年时代就喜好东方古典,爱读《老子》、《史记》和《十八史略》等著作,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老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双方只有在互为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它们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老子》对此曾这样阐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除了《老子》,中国元代张养浩所著的《为政三部书》(此书原名《三事忠告》,由安冈正笃译为《为政三部书》)也对大平正芳起到深远的影响。大平少年时代就对此书爱不释手,犹喜其中的《庙堂忠告》。《庙堂忠告》中有10项内容,这就是“修身”--修炼自己的身心,“用贤”--启用贤人;“重民”--依重百姓;“远虑”--想到未来,“调度”--调节和睦;“任怨”--不惧怨恨;“分谤”--承担诽谤;“应变”--顺应变化;“献讷”--尽忠言;“退休”--告老原乡 。大平正芳的以其整个政治生涯实践了以上忠告。大平在从政早期就以“宽容与忍耐”在内阁中出名,晚年又以“任怨、分谤”自省。他体察下情,深思远虑。这种以德治主义为核心的东方政治哲学,成为其一生的追求。 

  在大平的从政生涯中,老庄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政策设想方面,使之敏锐地抓住事物的“两个中心”,而德治主义更多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使之具有良好的政治形象,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然而,博大精深的东方经典虽然具有普适意义,但要用以解决世异时移、具体而特殊的现代社会的问题,未免显得宽泛而无力。尤其对于从小立志做“官吏”,怀有强烈的入世理想的大平正芳而言,更需要具有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滋养。1933年,大平正芳考入东京商科大学(后称一桥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19世纪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 

  (二)托尼的《获得社会》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大平正芳大学二年级时,研读了托尼的《获得社会》。大平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讲解《获得社会》为基础,作出了大学毕业论文--《职分社会与同业工会》。托尼所说的“获得社会”的“获得”,即英文中的“acquisitive”,是个具有“利欲、取得、掌握、获得”等含义的词汇,从书的内容看,翻译成“利欲社会”可能更贴切。托尼在后来的《宗都和资本主义的兴隆》的序文中,是这样论述被他称为“利欲社会”的近代产业社会的性质的:财产原本应具有为人类社会目的服务的机制,应该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手段。但是,近代产业社会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财产游离开人类的创造活动,游离的财产反而把人类作为手段使用了。被财产所驱使的人则又分离为两个阶层--有产者和工人,并相互对立。托尼为解决近代产业社会的这些矛盾,提出了建立“职能社会”--即大平论文中说的“职分社会”。托尼认为,在职能社会里,人类为行使其社会职能,应组织某种专门的职业团体,让大家各尽其职,有自豪感 。大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忘却了其原本的产生条件,走上个人至上和权利本位的道路,将经济价值和人的价值割裂了。”  

  托尼就是这样地摸索着超越近代产业社会的改革途径,其基础始终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的理想,是那些近代伊始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家们所追求的东西。大平在阅读了《获得社会》之后注意到英国产业社会内部发生的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深切地关心起中世纪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他虽然赞赏托尼的人道主义情怀,但也敏锐地觉察到,仅靠托尼的“职分社会”和“同业工会”是无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大平于是从托尼立论的背景--中世纪的经济来追寻解决办法。以此为媒介,他不久就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托马斯·阿奎那了。研究阿奎那,令大平对西欧的理解,对自然法的理解,以及对近代产业社会的理解,都有了决定性的进展与加深。众所周知,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中世纪最具有建设性而又颇具体系的思想家。他在其历史性巨著《神学大全》中阐述了关于自然法的学说 : 

  “如果假定世界是由神的旨意支配的话,……那么很清楚,宇宙的整体也是由神的理论性所支配。于是,神合理地引导被造物……我们把这称为永久性。“万物慑服于神,依照永久法而动。很清楚,在永久法的范围内,万物各自采取固有的行动并走向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永久性”。 

  “然而,理性的被造物同其他物不同,是以极特殊的方法慑服于神。就是说,他们在统辖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方面,他们自己也是慑理的参与者。在此,他们参与永久理性本身应得的那一份,然后使得到采取适当行动和走向目标的自然倾向。这种理性的被造物对于永久法的参与,呼之为自然法。大卫王诵唱呈上正义的供物时,就宛如有谁来向他正义的供物是什么一样,于是补充道:‘众人说,有谁能让我们看看善为何物吗?!’接着他答道:‘上帝啊,请在我们面前升起圣颜之光!’自然的理性之光,为我们识别善恶,这就是自然法,但是,神之光只给我们规范。很清楚,自然法只能参与理性的被造物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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