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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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